藏传佛教寺庙舞蹈的文化特点

三、藏传佛教寺庙舞蹈的文化特点

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原佛教、密宗、苯教多种宗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前面讲述查玛时，已谈到蒙藏文化的融合，这里就汉藏文化的融合方面再作些说明。

从历史上看，公元七世纪吐蕃奴隶制王朝初创时，中原地区正值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的唐朝。当时，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以及其他僧众先后进入西藏，先进的封建文化与各种技艺，随之传入，并和当地吐蕃奴隶制文化相融合，从而促进了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盛行于中原的风习——宫廷内戴面具驱疫鬼的傩祭活动，对吐蕃宫廷也会有所濡染。由于傩祭与苯教的祭鬼神、禳除灾祸的目的是一致的，似可推测出藏传佛教寺庙桑耶寺建造之前，吐蕃已有了面具舞的形式。无可否认，羌姆中印度文化的成分是很明显的，莲花生本人就是印度密宗的大师，他必然带来印度文化，所以至今羌姆中还保存有印度神灵形象的“阿扎拉”表演。但是不能忽略羌姆所用的面具是来自中原这一重要事实，至于中原傩舞面具传入吐蕃的确切时间，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还有一件史实是值得注意的，即南宋末代皇帝赵显投降元朝被封为瀛国公后，曾到西藏萨迦寺作僧人，并把“一些西南兄弟民族艺术带到高原，被萨迦地方歌舞吸收”。南宋时代傩舞非常盛行，连滇、桂边远地区傩面具的制作都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它对羌姆的面具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今天流传于广西、贵州地区傩祭、傩戏的面具，若和藏传佛教寺庙舞蹈所用的面具相比，不难看出两者制造工艺上的近似，只不过人物造型有所不同罢了。

任何宗教在传播中，要想使一个新的地区接受它的教义，就必须使教义融入当地的文化成分，以适应该民族、地区的民族心理与风俗习惯。而宣传其教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利用当地盛行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因此，流传于各地的藏传佛教寺庙舞蹈，都融入了该民族或当地的文化色彩。例如：云南西部藏族、纳西族居住区丽江五大喇嘛教寺庙之一的文峰寺，所用的跳神面具“分为立体和平面两种。而且在表演临近结束时，扮护法神者脱掉面具在脸上点墨，称‘沙纳’”。[1] 这又是其他地区少见的。

清代，北京各藏传佛教寺庙都有“跳布扎”（打鬼）的活动，并以雍和宫的表演最为壮观。雍和宫原直属于清宫内府，每年农历除夕前一天，要派184名喇嘛到宫内中正殿前殿院内演“跳布扎”，念《护法经》，为清帝及宫廷除祟祈福。正月最后一天，在雍和宫举行盛大的跳布扎活动。届时，蒙古王公和理藩部官员都来参观，在天王殿前看精彩的“跳布扎”。此活动礼仪隆重，表演内容丰富，舞蹈有13段之多。如：“跳白鬼”、“跳黑鬼”、“跳螺神”、“跳蝶神”、“跳金刚”、“跳星神”、“跳天王”、“跳护法神”、“跳白救渡”、“跳绿救渡”、“跳弥勒”以及“斩鬼”、“送祟”等。[2]

清政府为增强和蒙、藏民族的关系以巩固政权，所以大力推崇藏传佛教（黄教），连宫廷也演跳布扎。而文人则把它看成是一种善举，是古代傩祭遗风，并以孔子朝服迎乡人傩相比。例如清代满族文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描述说：“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秩大臣以临之，亦圣人朝服阼阶之命意。”[3] 此段引文又印证了羌姆和驱傩古风有关，又有乡人傩的遗意。民国以后雍和宫跳布扎已成为北京的民俗活动之一，直至30年代，盛况不减当年，以后才逐渐衰落下来。(https://www.daowen.com)

雍和宫跳布扎的“跳弥勒”中，除“大弥勒”外还有6名“小弥勒”，他们面具虽大小有别，但面部造型却都是汉族寺庙笑面弥勒佛的形象，与众神明显不同，而且是纸胎的套头面具。尤其是小弥勒，其可爱的样子和今天“大头娃娃”的造型一样。因此，可以说，经过清代的推崇，跳布扎已融入满汉文化，成为蒙、藏、满、汉多种文化因素的宗教舞蹈。（见彩图4：北京雍和宫跳布扎）

注　释

[1].引自杨德鋆《云南藏族舞蹈》（上），载于《舞蹈论丛》1984年第2期。

[2].参见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引自《燕京岁时记·打鬼》，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