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化
1.汉族与汉文化
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早在四千多年前生活繁衍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是汉族的祖先，而“汉族”这一名称则是秦汉以后逐渐确立的。汉族的形成，不论是从远古氏族到华夏族，还是从华夏族到汉族的发展进程中，都曾吸收了当时其周围的远古民族的成份。
汉族是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为适应农耕经济发展的需要，华夏族以及后来的汉族由西北向东南迁移扩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汉文化不仅对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而且对东亚、南亚一带的国家都有深远的影响。
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适于原始农耕的发展，两岸高坎处适于先民穴居，遂成为汉族和农耕文化的发端地。农作物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和光照，东南地区水热条件更适合于农业的高度发展，因此吸引着汉族先民不断地向东南扩展。发展农业需要和平的环境，为防止游牧民族的滋扰、抢掠，于是“建造城池来防御”；城池的建成，给农耕生活带来安定与繁荣，促进了汉文化的发展，“汉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化，特别是水稻栽培”。[1] 这一论点反映出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自古以来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无不如此。常言道，“民为本，食为天”，在人们赖以生存的五谷杂粮中，为什么这样地强调水稻栽培呢？这是由于水稻栽培中，包括兴修水利（地理、土壤）、掌握农时（天文、历法）、先进农具、以及精耕细作等科学文化知识，所以水稻的种植的成果如何，也就标志着农耕文化的发展水平。
距今约三千年前的周代，农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作为汉文化的重要古籍、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中，已记载了当时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典章制度，上自王室官职、春秋祭祀、礼乐规范，下至庶民的田亩赋税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秦汉以后，农耕文化又得到充分的发展。“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成为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哲学思想。
农耕文化最初可以分为粟作文化（小米文化）和稻作文化（水稻文化）两大系统，前者是以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为代表。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期遗址地窖中“发现成堆的小米，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谷物栽培记录”[2] 。后者以汉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为代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已有6900年历史的原始栽培稻。[3] “粟作文化的创造者，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则是南方的百越族系”。[4] 两者融汇成为汉族的农耕文化。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已有
（稻）字；[5] 《诗经·豳风·七月》中，已有“八月剥枣，七月获稻”的民歌。可见当时稻田种植已遍及中原。
汉族民间舞蹈是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汉族农耕生活的反映，无论是舞蹈的内容、形式，还是活动的时间与组织形式，都和农耕生活紧密结合，并体现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思想。
2.汉族民间舞蹈的活动形式
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季节性，耽误农时会直接影响到粮食的收获和人们的生活，所以，一年之始，万象更新，人们要祈年，求丰收；而且只有收割后和冬闲时，才能进行歌舞谢神、祭祀与娱乐活动。各农业民族因气候与地理环境之不同，其活动的具体时间也多有差异，汉族主要是在春节前后，后来又延续到灯节。春节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春耕即将开始，春耕的好坏决定秋收将如何，关系着人们的温饱生活。所以，古时从官府到民间立春日都有隆重的迎春仪式；春节期间要祀神求丰年，进行歌舞娱乐活动。
过去，汉族民间舞蹈的活动主要是在农村，而且，各种组织与活动都带有浓郁的小农经济与封建宗族的色彩。其组织形式是家长制的因袭，由族长或有威望的人充当会首，出面组织各项活动。活动的时间是依据农时，活动的目的是顺应自然、祈天赐福、追求安定与最低水平的温饱。因此，活动的形式都与年节中祀神、祭祖结合在一起，后来又在各种香会、赛会时进行。
香会、赛会，即俗称的庙会，或称作“出会”、“走会”。香会是人们到寺庙中烧香敬神；赛会是从庙中舁神出巡，歌舞悦神，许愿、求福。这种庙会、迎神赛会活动是佛教传入中原以后才兴起的。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原，道教也随之兴起，当时，佛、道两家都在风景秀丽的山川名胜处建造寺庙、道观、以广招群众朝山拜佛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形成定期的庙会。这种上山进香与迎神赛会，是古代祭祀神灵、祭祀祖先风习的沿袭，早在汉代文献上已有记载。例如：桓宽的《盐铁论》中有“古者庶人，鱼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6] 描绘了古代民间迎神祭祀时杀牛、击鼓、扮戏、歌舞祭神的情形。又如：汉代泰山太守应劭在《风俗通义》里，记述他为了禁止耗费巨大的敬神活动而下令“不得杀牛，远迎他倡，赋会宗落，造设纷华”。[7] 这种在村落里赋敛资财，从远处请来倡优以悦神求福的做法，即古代祭祀各种神灵和迎神赛会的形式。从以上两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周代祭祀仪礼向迎神赛会的过渡，一些民间舞蹈逐渐和祭祀神佛相结合，成为悦神，娱人的组织与活动。现在农村集资出会的风习，也是汉代“赋会宗落”的沿袭。
佛教传入以后，按照佛教的仪轨，农历四月八日为释迦牟尼佛的生日与成道日（一说：二月八日为成佛日），届时要抬出佛像出巡，众人迎神献花祭祀，并以歌舞百戏悦神，并称之为“行像”。从此“行像”遂成为迎神赛会的开端，流传后世。北魏盛行佛教时期，圣诞“行像”之日倾城皆出，僧众将佛像依次抬到阊阖宫前，接受皇帝的散花礼敬。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8] 该书还记述了景乐寺内表演歌舞、百戏，飞空幻惑，植枣种瓜，异端奇术；长秋寺行像时，由狮子舞为前导，吞刀吐火，彩幢走索，各种秘幻奇技随之而来，观者如堵。由此可知佛教悦佛、行像的歌舞活动，对中原文化、中原民间舞蹈影响之深远，后来的庙会、迎神赛会，都是此风习的继承与发展。庙会、迎神赛会的活动，宋代称作“社火”，清代称作“走会”，此名称一些地区沿用至今，有的地方还称作“闹红火”。
庙会是以该庙所祀之神的诞辰为期，一般进行半个月左右的活动。如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的圣诞是农历四月十八日，会期从四月初一开始；东岳大帝的圣诞是三月二十八日，北京东岳庙的庙会从三月十五日即开始进行。清代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中，绘有山东临清县在泰山圣母（碧霞元君）诞辰时，该地称作“社火”活动的图画与文字说明。（见图6）可见，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在生活贫困又缺医少药的农村，人们不得不依靠神佛保佑的迷信风习，在宗族的封建思想束缚中寄托美好的愿望，求得生存。(https://www.daowen.com)
图6：“临清社火”
香会、赛会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但由于庙会既是祭祀活动，又是当时的贸易市集，群众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极为方便，而且村民们既能朝山拜佛寄托心愿，又可买到各种所需商品，还能玩赏、娱乐，这就是它历经两千年，一直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客观上，它对民间舞蹈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使许多古老的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得以继承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寺庙为中心进行迷信活动的香会、赛会逐渐消除，各种民间舞蹈活动多集中于年节时进行，人们虽仍把它叫作“庙会”，但已消除了封建迷信的色彩，成为风俗性的群众娱乐活动，北京地区的群众还把这种庙会称之为“花会”。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型庙会迅速兴起，各地农村争相效仿，已成为一种时尚。
注 释
[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自序》，三联书店1983年版。
[2].参见季中华《中国文化概论》第11页，中国文化书院1987 年版。
[3].参见李昆声《百越——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者》，《云南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89页。
[4].引自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2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
[5].参见李昆声《百越——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者》，《云南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89页。
[6].引自《百子全书》该卷散不足第二十九，扫叶山房1909年版。
[7].引自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城阳景王祠”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8].引自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卷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