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种植与朝鲜族民间舞蹈
一、稻田种植与朝鲜族民间舞蹈
1.朝鲜民族
朝鲜民族历史文化悠久，其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在中国东北部“今辽西渤海沿岸”，[1] 经历了渔猎生活，原始农耕和一般的谷物劳作；在精神生活上，也相应地经历了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巫术活动等阶段。当他们发展成为农耕民族以后，各发展阶段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文化特征都会有所遗存。根据史料记载，朝鲜民族先进的稻田技艺并非固有，而是从中原经东北传入的。在两汉时期，中原地区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盛，对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影响极大。据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论断：“自战国（燕）时起，辽西、辽东两郡已经是汉族文化在东北方的基地，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来，玄菟、乐浪两郡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地。”使他们“从落后状态中加速了社会的前进”，[2] 因此，朝鲜民族先民的扶余、高句丽以及三韩（马韩、辰韩、弁韩），都接受了包括先进农耕技术在内的汉文化的影响，当时的三韩虽能种田、养蚕，但生产力低下，不可能有高度的农耕技术。如马韩尚未进入阶级社会；辰韩（又称秦韩）文化虽最高，却是“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马韩，与土著弁韩人融合而成”，[3] 因此，流亡者也会带去中原文化与先进的农耕技术。
如前所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稻的国家之一。1973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古稻谷，定居于当地的古百越人先民，是中国古稻谷的栽培者。从气候、环境上看，种植稻谷的历史长江游域要比黄河流域早，北纬25度的江南地区是中国种植稻谷的起源地。朝鲜半岛地处北纬35～40度，不论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或地理环境来看，都可以认为朝鲜地区的稻田种植技术是从中原经过东北或海上传入的。后来，又结合本地区自然环境与生活特点，使农耕技艺更为发展。成为擅长种植水稻的农耕民族。
朝鲜民族在接受汉族先进农耕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汉文化的思想观念，在精神生活上进行了变革。韩国金思烨在《朝鲜的风土与文化》一书中写道：“公元三四世纪时，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时代的文化，是朝鲜民族使用铁器后，才使农耕文化得以确立的。他们从理解中国的儒教思想观念开始，又接受了从印度经中国传入的佛教，并凭藉它们对朝鲜民族一直由巫术、咒语支配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大的改革。他们学习汉字，了解中国文化，依据比较精确的天文知识制作历法，掌握先进的农耕技术，掌握运用数学原理的建筑术，学会了中国与印度的医学。”[4] 这段译引的文字说明：朝鲜民族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中物质与精神的各种因素，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相应地对民间舞蹈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环境、人口的集中，以及家庭、宗族的组织形式。农耕文化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宗族观念以及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的思想。农耕文化的传入虽对朝鲜民族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不会完全改变朝鲜民族原有的民族心理与传统的习俗。而且，儒教、佛教都是兼容其他文化的，只有当它为朝鲜民族接受后，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因此，朝鲜族民间舞蹈在广收博采中，成为富有民族特色和高水平的艺术形式。
2.朝鲜族民间舞蹈
朝鲜民族先民中，不论是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传说中坛君时代的古朝鲜，还是濊、貊、扶余、高句丽以及朝鲜半岛上的三韩，都是爱好与擅长歌舞的古老民族。据史料记载：古朝鲜“有婉转悦耳的音乐、歌谣，有轻快多姿的舞蹈”。[5] 扶余有“腊月祭天”的风习，届时“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平时也是“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高句丽则有“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的习俗。[6]
朝鲜民族悠久的乐舞传统中，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因此，不论是唐、宋两代还是以后的文化输入，他们都能在广泛吸收外来的乐舞形式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使之不断发展。又由于宫廷的“乐舞”与民间的“乡乐”互为影响，相应提高，更增强了民间舞蹈的民族色彩，而且擅长歌舞的古老风习至今盛行不衰。(https://www.daowen.com)
朝鲜民族是勤奋团结、勇于抗暴的民族，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来侵略，抗暴斗争层出不穷。公元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大、小规模的人民起义和暴动此起彼伏。长期的反入侵斗争与抗暴斗争，使朝鲜民族的民族性更为沉着坚忍，从而增强民间舞蹈的力度并融入柔韧的特色。女性舞蹈更以柔美见长，而且优美中蕴藏着刚劲的力量。这是由于朝鲜族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繁重的劳动，又与父兄们一起参加抗暴斗争而形成的。至今，朝鲜半岛南方全罗南道沿海村落，还盛行一种名为“强羌水越来”的民间舞蹈。这种在秋高气爽的月圆之夜，由20～40名妇女集体表演的舞蹈形式，原是为了纪念“壬辰之役”（公元1592年）时妇女们配合作战抗击侵略者丰臣秀吉的英勇事迹，后来演变成为朝鲜南方中秋之夜的民俗歌舞活动。[7]
注 释
[1].见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74、17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3].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74、17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译引自日文版《朝鲜风土与文化》第67、367、380 页。
[5].见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6].参引《后汉书·东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7].参见日文版《朝鲜年中行事》，朝鲜总督文化教育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