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渔民的民间舞蹈

一、汉族渔民的民间舞蹈

汉族渔民、盐民的民间舞蹈活动，多和迎神赛会结合在一起，出会时，人们祈神保佑出海平安、家宅兴旺，而且在许愿、还愿中，乃至用折磨自己肉体的办法来表示虔诚，如“跳马伕”即是如此，其他出会的舞蹈形式以龙舞、鱼舞、蚌舞、秧歌、高跷等居多。

鱼舞 鱼舞也称作鱼灯，是年节时最受欢迎的形式之一，它是富裕的象征，是“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等吉利话的通俗形象。在封建时代，鱼还是富贵与多子多孙的象征，年画上喜欢画一个小男孩骑在鲤鱼背上的形象，名曰“富贵有余”。

鱼舞早在汉代已有流传，并常和龙舞一同表演，从东汉张衡《西京赋》的描述中，可知当时宫廷内演出名为“鱼龙曼延”（或漫衍）的盛况。据杂技艺术研究家们的考证，鱼龙，是指由鱼化龙；曼延，是一只巨大无比的吉祥奇兽。该节目综合舞蹈、杂技、魔术等技艺，成为精彩的大型表演：先出现了一只名为“含利”的瑞兽（因口吐金块，故有“含利”的名称），欢跳起舞，又跳进庭院的水池中，不断地激起水花。忽而，含利不见，却变成一条比目鱼，游泳跳跃，仰头吐水，水雾逐渐增多，迷蒙中，一条丈长的黄龙飞腾而出。[1] 汉代《鱼龙曼延》的表演，说明当时已有了水平较高的道具舞蹈，可见歌、舞、技三者结合的戏剧性表演由来已久。

鱼舞的起源，可溯到商周时代，当时沿海原始居民中，就有以鱼为图腾，为部落名称的氏族之国，即地处当时山东沿海地区的“鱼方”（也写作于方、盂方）。鱼方氏族以渔猎为生，有定期举行祭祀鱼始祖的原始歌舞活动。周灭商后，西周初年的“武庚之乱”中，商族曾联合东夷各族共同抗周，结果失败了。由于鱼族也参加了叛周，“而被毁社灭国，但鱼族的图腾舞却仍然流传在民间，汉画像石上有《鱼舞》，唐代也有鱼龙灯舞。”[2] 从山东沂南汉画像、河南铜山县洪楼汉画像中，都有鱼舞的形象。从画像上看，鱼道具的造型，近似今日的“鲤鱼灯”，说明鱼舞的原型是江河之鱼，是源于农耕文化的舞蹈形式。

今日的鱼舞（鱼灯），演技更加提高，道具造型精致并装置有灯具，在夜间表演时，见灯不见人，犹如在江河大海中嬉戏，观众也好像身临其境；群鱼忽隐忽现，从身边游过，忽上忽下穿梭而舞，体现了人们常说的“如鱼得水”的成语，欢腾的氛围和人们畅快的心理和谐一致。现在鱼舞的流传，以浙江、福建、两广等地区为多。福建的《鱼灯舞》、广东的《鲤鱼灯》和灯舞一章中“鱼灯”的表演形式近似，有“春鱼交尾”、“夏鱼出海嬉戏”、“秋鱼潜海觅食”、“冬鱼群聚岩洞”等名目，仅从名目中也可看出，该是当地渔民对海鱼习性观察后的艺术加工。

浙江青田地区有“梯山为田”，田中养鱼的风习，俗称此鱼为“田鱼”。每年金秋八月，稻米丰收后，用一碗新饭、一盘田鱼祭谢天地，祝愿来年丰收。当地的“鱼舞”，模拟淡水鱼类的活动特征。据说，明代开国功臣之一的刘基，是青田人，起义前曾暗地招募义兵，用鱼舞的形式操练兵阵，从而使当地的鱼舞增添了阵法的变化。[3] 此外，广东粤西的《鲤鱼化龙》，舞到高潮时，鱼口忽喷出火焰，表示鱼已化龙，飞升上天，为人间降福。它该是《鱼龙曼延》的遗意与创新。

藤牌舞 亦称“藤牌阵”，流传于浙江、福建等地。此舞的产生和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藤牌战术有着密切关系。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浙江，任参将，抵抗倭寇。后又曾援助福建、广东共同消除了海上倭患，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浙江瑞安的“藤牌舞”，据说就是为纪念明代戚继光而创作的。当年戚继光在抗倭中，曾使用藤牌战术练兵和用于实战，屡战屡胜，大败倭寇。此舞吸收了许多藤牌的训练动作，并沿用古曲《得胜令》、《将军令》等曲牌，用唢呐、长号以及锣鼓打击乐作为伴奏，以表现实战的气氛。舞者为古代士兵打扮，手持藤牌、短刀、长枪等道具，表现“对打”、“摆阵”、“偷营”、“夜战”、“庆功”等情节。舞蹈队形变化多端、神出鬼没；动作轻捷如猿，凶猛似虎，或屈膝蹲进，或挥牌滚打，充分显示出沿海居民、抗倭将士不畏强暴，勇于战斗的英雄气概，舞蹈中渲染着中国海洋文化的色彩。[4]

跳马伕 是流传在江苏如东沿海一带的民间舞蹈，是当地群众祭祀“都天王爷”中进行的舞蹈形式。关于“都天王爷”，传说中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唐代的张巡，“安史之乱”中，他率众抗击叛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条件下，守城达三年之久。其中，还曾让士兵身系马铃来回跑动，以喧闹的铃声迷惑叛军，使他们以为援军已到，不敢轻易攻城。最后，他以身殉国，被封为“都天王爷”，建庙定期祭祀。另一说法，是指元末起义领袖的张士诚，他曾带领如东沿海盐民打击官兵，并流传着：“杨家坂，杨家坂，烧盐的好大胆，官兵来杀，盐民就造反”的民谣。他在苏州当了吴王后，仍关怀当地群众。后来，他被朱元璋打败，人们不好公开地纪念他，就假借祭祀都天王爷的名义进行活动。[5] 两种说法都反映出人们景仰曾有功于国于民的人神，以求得生活安定的心理；而后一种说法，更带有中国沿海居民生活的色彩。

“跳马伕”又叫作“烧马伕香”，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有的乡是三月十五、十六日）都天王爷诞辰时，乡民们抬着都天王爷的神驾（放着神像的轿子）出巡，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的活动。参加“跳马伕”的人，始终伴着神驾在神驾前后跳舞，从迎驾出巡开始，一直跳到把神驾送回庙堂，送神归位为止。(https://www.daowen.com)

“跳马伕”的服饰，基本上是劳动者平时的衣着：对襟上衣、长裤、白色绑腿、白色布袜，脚蹬草鞋，身佩十数枚马铃或系于手腕、脚腕处。另要口衔“银针”，手持“银扦”。所谓衔银针，即开始“跳马伕”前，舞者将一根长银针从腮部插入口内，咬往中段，针尖露在外面。而且，多是左右各插一根，以忍痛折磨自身，表示对都天神灵的虔诚，寓意感谢神灵“结草衔环”以报。执银扦，即手握一银扦，象征“马扦”，表示将自己永系“马桩”上，供神使役。参加“跳马伕”者，多是在遇到灾难为摆脱困境而许愿“烧马香”的人，他们先找人学会基本动作，备好服饰等物，在“都天王爷”出巡的前数日即沐浴斋戒，以求灵验。

“跳马伕”动作粗犷、朴拙、热情，队形变化也很简单。高潮时，舞者不时发“呵呵、哈嘿”的吼声。深沉有力的动作、发自心底的呼喊声和那铿锵的马铃声相衬，气势更加雄壮。如果舞者没有虔诚的意愿和强壮的体魄，是无法达到如此忘我之境界的。其基本舞姿和气势，和他们“推车、挑担、行船、撒网时的动态完全一致。”[6] 显示出渔民、盐民、沿海农民的本色。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跳马伕”已从祭神还愿，逐渐演变为群众自娱性民间舞蹈，“衔银针”已改用特制的“封口卡子”，使用时，将它卡在嘴角，露出两端的绒球，既精致、美观，又保留着原有的含义。“马扦”已改成精美的道具，舞蹈的艺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注　释

[1].参见傅起凤等《中国杂技》第24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2].引自彭松《鱼族之舞》，载《舞蹈》1985年第1期。

[3].参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鱼灯》、《藤牌舞》，中国舞蹈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中国舞蹈出版社1990年版。

[4].参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鱼灯》、《藤牌舞》，中国舞蹈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中国舞蹈出版社1990年版。

[5].参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苏卷》，《跳马伕》。中国舞蹈出版社1988年版。

[6].参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苏卷》，《跳马伕》。中国舞蹈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