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党政权
片山内阁的主要使命是完善新宪法实施后的制度体系以及在治理通货膨胀基础上恢复与发展日本经济。在完善制度体系方面：修改刑法，废除不敬罪与通奸罪等；修改民法，废除户主制度，规定男女同权等；颁布《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从天皇的官吏转为国民的公仆；制定《劳动省设置法》，实行劳动行政一元化管理；废除内务省，建设由国家警察与地方警察组成的分权型警察制度；任命最高法官，组建最高法院等。
1947年7月，片山内阁颁布战后第一个《经济白皮书》及“紧急经济对策”，声称“国家、主要民间企业、家庭均为赤字”，为抑制通货膨胀，将工人基准工资定为1800日元。但因物价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工资的上涨，又引起工人的不满与反对。1947年秋季以后，工会组织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再次高涨，仅在7月到9月，参加斗争的工人就达到260万人。工人斗争不仅冲击了片山内阁，也加剧了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的冲突。
另一方面，片山内阁继续实施吉田内阁时期的“倾斜生产方式”，而且为强化这一经济政策，同时也为显示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实施国家对煤炭产业的管理。片山内阁组成后不久，经济安定本部和商工省就开始着手制定《国家临时管理煤炭产业法案要纲》，其内容包括国家对煤炭产业生产现场的直接管理以及工人参与国家管理机构等。但在法案化过程中，因执政伙伴民主党的反对，社会党被迫在该项法律的时间限制、煤矿的指定限制等方面做出让步，同时规定生产计划由企业总部制定、现场管理者也由企业总部决定、工人不能参与管理等。
尽管法案内容已经远离社会党的基本方针，但仍然遭到自由党以及民主党内部非主流派的反对。首先是自由党发表声明反对其法案，并撤回阁外合作，变为完全的在野党，70%的民主党议员署名反对。在众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时，以币原派为中心的24名民主党议员投反对票，随后退出民主党，组成院内团体“同志俱乐部”。尽管法案最后通过国会两院的审议，并在12月10日颁布实施，但没有取得任何实效。
本来盟军总部民政局反对社会党右派成员平野力三担任农林大臣，后来在米价问题上平野与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兼任物价厅长官的和田博雄发生争执，10月底在盟军总部民政局的授意下，片山首相动用战后首次罢免权，免去平野农林大臣的职务，结果导致16名平野派成员为此退出社会党。没有担任内阁职务的社会党左派提出的农林大臣人选仍然未能获得任命，左派宣布党内在野。在1948年1月召开的社会党大会上，左派要求废除片山内阁成立前四党达成的联合政权政策协定并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为提高公务员生活补贴费，大藏省提出提高铁路客运费、邮费、电报电话费的方案，政府以此为中心编制了补充预算方案，但以社会党左派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在2月5日否决了该法案，片山内阁被迫在5天后全体辞职，以社会党为中心的联合政权仅维持了8个多月。
围绕后任首相，自由党开展多数派活动，但民主、社会、国协三党希望仍然维持联合政权局面，为此答应社会党左派的入阁要求。但国会选举首相时，芦田均在众议院获胜，吉田茂在参议院占优势，两院协商未达成一致，根据众议院优先的原则，芦田当选为首相，在3月10日组成政权。社会党右派的西尾末广担任副首相，左派的加藤勘十任劳动大臣，左派的野沟胜任国务大臣，但芦田政权的基础十分薄弱。片山内阁成立时，联合执政三党在总数为466个众议院席位中占稳定多数的307席，但因民主党、社会党的内部分裂，芦田内阁时的联合执政三党仅剩下245席。 (70) 3月15日，自由党与原民主党币原派组成的“同志俱乐部”合并，组成民主自由党（民自党），总裁为吉田茂。反对补充预算法案的社会党左派成员被该党除名，后组成工人农民党。
3月11日，芦田内阁将政府机构及其企业的员工基准工资定为2920日元，引起工会组织的反对，开始“三月斗争”。“全递”工会宣布在3月29日、30日、31日分别举行东日本大罢工、西日本大罢工、全日本大罢工，盟军总部禁止举行全日本大罢工。“全递”举行区域性罢工，再次遭到盟军总部的禁止，只好举行各县的地区性罢工，盟军总部第三次禁止所有的罢工。4月16日，“全递”的罢工结束。
由于7月颁布的1948年度政府预算方案没有满足公务员及政府企业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以政府机构及其企业的员工为中心的斗争——“七月攻势”再度兴起。7月22日，麦克阿瑟指示芦田首相修改公务员法，禁止公务员举行罢工或怠工，限制公务员的集体谈判权等。7月31日，芦田内阁颁布“201号政令”，禁止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行使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尽管“国劳”“全递”等工会组织发表“非常事态宣言”，反对“201号政令”，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斗争活动，工人运动走向低潮。
这一时期，日本各地也出现了拥护民主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社会运动。例如1948年6月18日包括社会党、总同盟在内的178个社会团体组成了“中央教育复兴会议”，其目的是通过“通过日本教育复兴运动，推动民族文化交流和建设民主日本”；同年4月19日成立的“日本民主女性协议会”在8月15日举办“确立和平女性大会”，是战后最早的和平性集会；学生运动也不断高涨，为反对提高学费以及政府干预学校事务的大学管理法案，各大学在6月举行了全国性罢课，并在9月成立了“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但这些社会运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斗争模式，而且此时美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占领当局为扶植日本经济自立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东宝争议”的解决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东宝电影公司在1946年3月到1948年10月数次发生劳资争议，最后一次争议出现在1948年。1947年底，任东宝电影公司社长的渡边銕藏在第二年4月以经营危机为由宣布裁减人员，为此解雇砧摄影分厂的270名员工。工会方面坚决反对，争议激化。公司方面禁止被解雇者进入摄影厂，工会方面封锁工厂，双方均到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公司方面宣布关闭摄影厂，工会方面加强封锁，并得到其他工会的支持。8月13日，东京地方法院承认公司的决定。为执行其决定出动2000名武装警察，同时占领当局也加以干预，出动50名士兵和4辆坦克，其指挥官甚至乘飞机亲临现场。工会会员有秩序撤退，同年10月，20名工会干部自动辞职，争议结束。
尽管盟军总部积极支持芦田政权，但连续出现的腐败案沉重地打击了该政权。首先，6月1日，副首相西尾末广的政治资金问题曝光。西尾在1947年4月大选时接受建筑业界50万日元，未提交政治资金报告而将其用在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尽管在野党提出的对西尾不信任案被否决，但最高检察院起诉西尾，7月6日，西尾被迫辞去内阁成员职务，8月，一审判决西尾无罪。同一时期，昭和电工贿赂案曝光。大型肥料制造企业昭和电工为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30亿日元贷款而向政治家、政府官员甚至占领当局官员行贿或豪华宴请，大藏省主计局长福田赳夫、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栗栖赳夫、前副首相西尾末广陆续被捕，芦田内阁被迫在1948年10月7日全体辞职。同年12月，芦田也因昭和电工贿赂案被捕。
盟军总部民政局试图阻止吉田茂再次出任首相未能成功，10月19日，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吉田政权首先将“201号政令”法制化，国会两院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和《公共企业体劳动关系法》。前者剥夺公务员的罢工权、集体谈判权，并严格限制公务员的政治活动，后者规定公共企业的工人具有集体谈判权，但没有罢工权。由于吉田内阁是不稳定的少数派政权，民自党在众议院只有152个席位，所以吉田首相试图通过选举加强自己政权的稳固，但盟军总部民政局对宪法第69条的解释是没有通过不信任案就不能解散众议院，借此阻止吉田的行动。结果，执政党与在野党进行协商，以通过不信任案的形式解散了众议院，通称“合谋解散”。
1949年1月23日，日本举行战后第三次大选。民自党获得264个席位，战后第一次出现过半数席位的政党。社会党惨败，其得票率从上一届大选的26.1%猛跌到13.5%，议席数也从147个下降到48个，其主要领导人片山哲、西尾末广等均落选。其原因是社会党参加的两届联合政权均未满足工人群众的要求，反而采取了压制工会组织的政策，该党形象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大批原有的支持者脱离该党，转而支持同属革新政党的共产党，致使共产党在此次大选中一举获得35个席位。尽管民自党获得过半数席位，但吉田茂仍然与民主党联合派联合执政，因而组成的第三届吉田内阁成为长期稳定政权，适应了美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需要。
此次大选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吉田茂为加强自己的政权，动员许多高级官僚转化为政治家，即辞去行政机构的职务而参加大选并当选国会议员。其中有后来成为首相的原大藏省事务次官池田勇人、原运输省事务次官佐藤荣作以及原外务省事务次官冈崎胜男、原大藏省官僚桥本龙伍、造币局长前尾繁三郎等人。
(1) 歴史学研究会編集『日本同時代史·1·戦敗と占領』、青木書店、1990年、67—68頁。
(2) 児島襄『日本占領』第1巻、文芸春秋、1978年、46頁。
(3) 児島襄『日本占領』第1巻、文芸春秋、1978年、66頁。
(4)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7—338页。
(5)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6)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7)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7—78页。
(8) 児島襄『日本占領』第1巻、文芸春秋、1978年、74—75頁。
(9)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紀館』、小学館、1999年、537頁。
(10) 歴史学研究会編集『日本同時代史·1·戦敗と占領』、青木書店、1990年、69頁。
(11) 児島襄『日本占領』第1巻、文芸春秋、1978年、97頁。
(12) ダグラス·マッカーサー『マッカーサー回想記』（上）、朝日新聞社、1964年、142頁。
(13) 中村隆英『昭和史·Ⅱ·1945—1989』、東洋経済新報社、1993年、337—378頁。
(14) 歴史教育者協議会編『データが語る日本の歴史』、ほぶる出版、1997年、238頁。
(15) 粟屋宪太郎「戦敗と国民」、『戦後日本史と現代課題』、1996年、28頁。
(16) 山田敬男『新版戦後日本史——時代をラデイカルにとらえる』、学習の友社、2009年、53頁。
(17) 歴史教育者協議会編『日本社会の歴史·下·近代―現代』、大月書店、2012年、218頁。
(18)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紀館』、小学館、1999年、542頁。
(19)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页。
(20) 歴史学研究会編集『日本同時代史·1·戦敗と占領』、青木書店、1990年、239頁。
(21) 大门正克『全集·日本の歴史·第15巻·戦争と戦後を生きる』、小学馆、2009年、230頁。
(22)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23) 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51页。
(24) 大藏省财政史室編『昭和财政史 終戦から講和まで』第20卷、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440—443頁。
(25)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编印：《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71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
(26) 大藏省财政史室編『昭和财政史 終戦から講和まで』第20卷、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476頁。
(27) 大藏省财政史室編『昭和财政史 終戦から講和まで』第20卷、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516頁。
(28) 美国国家档案馆：《建议的日本赔偿协定》，转引自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29) 人民出版社编印：《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53—154页。
(30)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31)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7页。
(32)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紀館』、小学館、1999年、554頁。
(33)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
(34) 山田敬男『新版戦後日本史——時代をラデイカルにとらえる』、学習の友社、2009年、100頁。
(35)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30页。
(36) 歴史教育者協議会編『データが語る日本の歴史』、ほぶる出版、1997年、234—236頁。
(37) 大藏省财政史室編『昭和财政史 終戦から講和まで』第20卷、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25—26頁。
(38)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3页。
(39) GHQ/SCAP，History of the Non-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Occupation of Japan，1945-1951. Vo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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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秦郁彦、袖井林二郎『日本占領秘史』下、朝日新聞社、1977年、77頁。
(42) 野口悠纪雄『戦後日本経済史』、新潮社、2008年、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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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98页。
(45) 幣原平和財団編『幣原喜重郎』、幣原平和財団、1951年、700頁。
(46) 孙执中：《荣衰论——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7)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5页。
(48) 塩田純『日本国憲法誕生——知られざる舞台裏』、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8年、87頁。
(49) 雨宮昭一『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7·占領と改革』、岩波新書、2008年、85—87頁。
(50) 魏晓阳：《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51) 塩田純『日本国憲法誕生——知られざる舞台裏』、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8年、92—93頁。
(52) 松村謙三『三代回顧録』、東洋経済新報社、1964年、290頁。
(53) 通口陽一、大須賀明『日本国宪法資料集』、三省堂、1995年、10頁。
(54) 室山義一『日米安保体制』上巻、有斐閣、1992年、91頁。
(55) 塩田純『日本国憲法誕生——知られざる舞台裏』、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8年、197頁。
(56) 礒崎初仁、金井利之、伊藤正次：《日本地方自治》，张青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57) 正村公宏『战后史·上』、筑摩书房、1985年、77頁。
(58) 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59) 孙执中：《荣衰论——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60) 『朝日新闻』1945年10月7日。
(61) 上野昂志『戦後60年』、作品社、2008年、24頁。
(62) 佐佐木毅等『战后史大事典·增补新版』、三省堂、2005年、804頁。
(63)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0页。
(64) 鹈饲正树、永井良和、藤本宪一编：《战后日本大众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1页。
(65) 山田敬男『新版戦後日本史——時代をラデイカルにとらえる』、学習の友社、2009年、100頁。
(66) 山田敬男『新版戦後日本史——時代をラデイカルにとらえる』、学習の友社、2009年、65頁。
(67) 孙执中：《荣衰论——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68) 通商产业省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3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69) 正村公宏『図説戦後史』、筑摩書房、1989年、69頁。
(70)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紀館』、小学館、1999年、5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