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主义思潮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1950年时仅为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1960年为3%，1970年为6%，1980年为9%，1988年达到14%。与其相反，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50年代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0%，但到80年代末下降到25%左右。1985年，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的1114亿美元，1988年成为负债5325亿美元的债务国。日本的海外纯资产1985年达到1298亿美元，1988年达到2917亿美元，成为最大的债权国。1987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9564美元，超过美国的18548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一步上升到23382美元，成为仅次于瑞士的世界第二位。
日本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迅速上升。1960年时，日本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为3.7%，1970年为7.8%，1985年为11.9%。在贸易收支方面，80年代日本与联邦德国一直处在盈余状态，美国在1987年达到创纪录的1703亿美元贸易赤字，英国、法国在80年代均为贸易赤字，构成了“敲打日本”的基础。199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的世界500家大企业中，前20位中有丰田汽车（第6位）、日立制作所（第9位）、松下电器产业（第12位）、日产汽车（第17位）；在20家世界最大银行中，日本银行有14家，其中第一劝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三菱银行、三和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农林中央金库居第1位到第8位。 (68)
1989年日本对外政府开发援助（ODA）约9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7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在开发援助委员会（DAC）各国提供的总额467亿美元中，日本约占20%，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为0.31%，低于七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0.34%。日本的对外政府开发援助近70%是面向亚太地区，例如在1988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四个国家接受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中，66%来自日本，来自美国的只有8%。同年在中国接受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日本占56%，美国为0。 (69)
日本广播协会（NHK）舆论调查部在1986年10月进行的“保守意识的结构”和1988年6月进行的“日本人的意识”舆论调查表明，76.6%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人比其他民族拥有更为优秀的素质，有71.8%的被调查者愿意为日本的发展做贡献，同时也有70.6%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仍应向外国学习。 (70)
1986年，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出版了一本名为《再见吧，亚洲》的书，该书将亚洲国家看作是“垃圾”，而日本是高耸其上的“高楼大厦”，是具有自由、民主以及富裕的“世界大国”，脱离亚洲是必然的，而且日本也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战争责任，要以毅然决然的强硬态度对亚洲各国施加影响。这本反映大国主义思潮的书出版后受到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欢迎。
1989年，自民党国会议员、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写了一本名为《日本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指出，作为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的一流大国，日本不能在对美关系中唯唯诺诺，应该说“不”的时候就应断然说“不”，摆脱几十年来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该书出版后立即成为一年内销售百万册的畅销书；1990年，石原慎太郎又在杂志上发表题为《我断然主张日本可以说“不”》的文章，再次强调日本应拥有独自的世界战略，开展不受拘束的外交，应主动且有效地发挥其经济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紧接其后，石原慎太郎又与小川和久、江藤淳分别合写了《日本还是可以说“不”》《日本就是可以说“不”》，抨击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的批评，认为这是种族歧视。
因过激言论遭到美国朝野猛烈批判，并因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引起邻国人民愤怒的石原慎太郎却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据《读卖新闻》1991年4月发表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认为海部俊树之后最合适首相人选是石原慎太郎的被调查者占14.9%，居第二位。另外在1991年11月16日《每日新闻》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有77%的被调查者认为不能盲目听从美国在安全保障、经济等方面的要求，由此可见日本国民的大国主义意识。
其他的重量级日本政治家也对美国持蔑视态度，大国主义心态暴露无遗。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86年时9月的自民党研修会上说：“美国没有能力使其多种族社会取得更大进步是因为存在少数民族，如有色人种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结果引起美国的激烈批判，中曾根首相不得不向美国民众道歉，同时向日本民众道歉；1990年9月，法务大臣梶山静六再次发表歧视美国黑人的言论，引起美国黑人的抗议；1991年1月，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抨击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的强硬态度，说美国人素质低，有30%是文盲；同年2月，宫泽喜一首相在国会答辩中声称“美国人缺乏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工作道德”等。
大国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修改宪法论者逐渐增加。60年代初期，日本国民的共识是“拥护宪法等于和平与革新，修改宪法等于反动与保守”，但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宪法限制日本做出国际贡献”的论点表示赞同。1991年3月，《读卖新闻》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希望修改宪法的人占33%，比五年前上升了11个百分点。尽管认为不宜修改宪法的人仍占55%，但希望修改宪法的人数增加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而且在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中，45%的人认为宪法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比五年前增加了6%。
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面对日本的经济攻势和贸易摩擦，出现“日本异质论”“日本威胁论”，形成“敲打日本”的局面。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商务部官员普莱斯托夫的《日美逆转》、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查莫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荷兰驻日记者沃尔弗伦的《日本权利结构之谜》和美国评论家弗洛兹的《封锁日本》等。尽管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均为否定性评价甚至批判日本体制或日本的特殊性，例如日本的产业政策、日本式经营方式等。1989年美国《商业周刊》与哈里斯舆论调查所的共同调查表明，69%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威胁”是美国未来的重大威胁，只有22.9%的美国人重视“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的“日本威胁论”声音更大，法国的欧洲事务部长、对日强硬派克雷松女士甚至发表引起争议的言论：“日本是敌人。不遵守规则，企图征服世界。”第二天的法国经济周刊杂志《诺贝尔经济学家》出版题为《日本人是职业杀手》的特集，封面是太阳旗下手持枪的穿铠甲武士。特集指出日本企业的“武器”包括系统研究情报、缔结倾销协定、承包工厂一体化、在欧洲的12万日本人收集情报等；认为“日本企业毫不留情地包围、窒息法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很快就会购买艾菲尔铁塔、比萨斜塔、伦敦大笨钟等。 (71)
1990年初，查莫斯·约翰逊解释“敲打日本”的深层原因时说：“从经济逻辑讲并无可指责之处，但从政治逻辑上讲日本的行为过分。”“对美投资速度太快且范围广泛，使美国产生威胁感。60年代初，通产省采取各种手段防止欧美资本进入日本，80年代却爆发性地对美国投资，美国人自然抱有威胁意识。”“日本所需石油的55%通过波斯湾，美国和欧洲出动30多艘军舰保护这条海上通道，为什么只有日本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日本应以某种形式负担其代价。” (72)
沃尔弗伦的批判集中在日本政治的无责任体制，指出“日本既不是民主主义国家，也不是主权国家，权力是无责任体制。发布指令的是隐形的‘体制’。该‘体制’的构成要素是官僚与政治派系、官僚与经济界人士联合的非制度性关系，没有中心，也没有统管这些的责任者”。例如日美谈判农产品贸易，最终具有决定权限的是国会或首相，还是农林水大臣或农业团体，均不清楚。在大米进口自由化问题上，访问华盛顿的政治家表示理解，并承诺想办法解决，但回到自己选区后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大米进口自由化”。尽管日本提倡自由主义经济，却是一个市场原理不起作用的异质性国家。在日本社会中，如果没有改变这种异质结构的力量，只有通过外来压力进行变革。这样一来，经济摩擦便发展到文化摩擦。 (73) 1984年畅销书《结构与力量》的作者京都大学教授浅田彰将其归纳为“欧美传统资本主义与日本式资本主义的文化抵触”。
沃尔弗伦在1989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日本文化知识界一味追随权力》的论文，高度评价丸山真男在战后民主主义思想上的独创性建树和批判性精神，分析了70年代以后追随保守政治权力的知识界主流，认为“本来知识分子应起到政治监督者的作用，但日本已经没有欧美社会这样的知识分子”，并列举了村上泰亮、舛添要一等人保守知识分子。村上和舛添立即在1989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反驳，批判沃尔弗伦利用旧进步主义批判新保守主义。佐藤诚三郎则在1990年9月号的《如此读卖》上发表文章，讽刺沃尔弗伦是“一知半解的敲打日本论者”。沃尔弗伦在该杂志11月号上发表反驳文章，指出“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尊重知识的真实性和客观事实，日本知识分子放弃了其责任，并帮助政治管理者进行宣传”。
在学术界也有冷静分析“敲打日本”的自我责任者，例如一桥大学教授中村政则明确指出：“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成功后的傲慢’姿态十分明显。”“在经济大国的民族主义基础上，以日本人民族认同为目标的日本文化意识形态逐渐蔓延，其并非是传统日本文化论的重新泛起，而是在‘国际国家日本’的新外表下，以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条件，鼓吹日本人卓越性，强调日本式经营、团队主义、勤奋精神等。” (74)
在欧美国家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比尔·艾莫特1990年出版《太阳再次沉没》，在批判“日本异质论”的同时，指出日本的繁荣已经成为历史。作者特别重视支持日本繁荣的旺盛储蓄，认为日本人将16%的收入转变为储蓄，但很快将下降，不仅从生产者国家转为消费者国家，而且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活力将衰弱。40年没有进行政权交替的日本政治体制已经僵化，将妨碍日本结构的转化。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