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国的合作与摩擦
中曾根政权成立之初，重视并积极推动与邻国的关系。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也是第一次访问发达国家。第二天上午，胡耀邦总书记和中曾根首相在迎宾馆举行会谈，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诚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示愿为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而努力，愿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其后胡耀邦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在具体谈到中日经济合作问题时，胡耀邦总书记指出决不能凭一时一事来衡量利害得失，而需要一种高瞻远瞩，有全局和长远的眼光和魄力，重要的问题是双方要站得更高一点，眼光更远一点。
胡耀邦访日期间还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结果在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日本政府、政党、青年团体、友好团体、工会以及妇女组织等300多个部门、团体和大学，包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体育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的3000名日本青年组成217个代表团分四路到中国，分别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武汉、北京，参加了各地的活动，与中国各界青年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1984年3月23日，中曾根首相访华。中曾根首相访华期间，与胡耀邦、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了中日关系四原则，商谈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并就日本战争遗孤回国探亲、专利保护、投资保护协定及科技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曾根首相正式宣布向中国提供为期7年、数额共计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对华贷款，用于衡阳至广州和郑州至宝鸡复线电气化铁路、秦皇岛港丙丁码头建设工程、连云港庙岭二期工程和天水桥水利发电站等7个项目。在政府的带动下，同年10月，日本的汽车制造厂“大发工业”在天津开始生产轿车，这是中国最早生产日本汽车的项目。
1984年9月6日，韩国总统全斗焕访问日本。在当天举行的宫中晚餐会上，昭和天皇在讲话中表示“本世纪一段时期两国之间存在不幸的过去，对此表示真诚的遗憾，不能重演这样的历史”。在第二天首相夫妇举办的晚餐会上，中曾根首相也表示“在日韩交流史中的一段时期，日本对韩国及韩国国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对此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感到深深的遗憾”。在最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双方强调“开辟了日韩关系的新篇章”，未来日韩关系将是“成熟的善邻友好关系”。 (20)
但是，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也包括教育、修改宪法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等。他在上台之初明确表示修改宪法的姿态：“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宪法也是如此。”“我高度评价现代的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平主义、国际协调主义等基本理念，但任何制度及法律均非完美无缺，应经常面对更好的方向加以探讨、修改。” (21)
另一方面，中曾根派在自民党内势力较弱，但中曾根政权不仅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五年），而且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其中一个很大因素是其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的改革造势，即首先设立许多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通过自己的智囊引导这些咨询机构的讨论，然后通过媒体将其论点扩大到整个社会，并影响舆论。例如根据1983年6月14日成立的“文化及教育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书，1984年成立“临时教育审议会”；根据“和平问题研究会”的建议重新审查防卫费，使其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通过“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恳谈会”，使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成员可以正式参拜等。尽管中曾根首相重视亚洲邻国的外交，并与中国、韩国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因其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引起了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
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形成，父母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进入更好的企业或政府机构，从而增加了高等学校的入学竞争率。70年代上半期，日本高中的入学率超过90%，大学的入学率超过49%，但同时也产生了校内暴力、虐待、拒绝上学等深刻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在70年代后半期，财界也提出废除教科书无偿化、放松政府对教育的管制、教育内容多样化等教育改革要求。但中曾根首相的教育改革与其不同，中曾根首相是为建立政治大国而实施国家主义教育，即强调教育内容的统一、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以及强化教科书的审查等。
1984年8月，政府制定《临时教育审议会设置法》，成立以冈本道雄为会长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直属内阁，其成员多为非教育相关者。该审议会在3年时间内提出4个咨询报告，在最终咨询报告中强调教育改革应重视个性原则、建立终生学习体制、适应国际化信息化时代等。 (22) 在具体内容上，咨询报告主张强化对教科书的审查、维持教科书无偿化、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强制实施学校活动时唱“君之代”歌和升“日之丸”旗、强化教师培养制度以及新教师进修制度、扩大道德教育的内容等。 (23)
由于靖国神社在战争时期发挥了激发军国主义意识的作用，所以占领时期盟军总部实施政教分离的改革措施。1969年自民党提出以国营化为主要内容的《靖国神社法案》，但均没有通过国会审议。其后自民党改变方针，以推动包括首相在内的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目标。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合祀到靖国神社，因而表明该神社转为肯定侵略战争的立场，导致其后天皇也不再参拜。中曾根首相为实现政治大国化的目标，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将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
1984年4月13日，自民党总务会决定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符合宪法作为该党方针。1984年8月，成立了官房长官的私人咨询机构“关于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恳谈会”，经过一年的讨论，得出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符合宪法的结论。1985年2月11日，中曾根首相作为现任首相第一次参加具有神道色彩的建国纪念日庆祝典礼。1985年8月14日，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发表政府关于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方针的谈话，认为参拜方式简略化、公费支出仅为鲜花费等，不能将其作为宗教活动，也就不违犯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在此基础上，第二天、即日本战败40周年的8月15日，中曾根首相率领全体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
中曾根内阁正式参拜靖国的行为不仅引起国会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批判，市民为此提出违宪诉讼，而且也遭到包括中国、韩国在内各国的反对。1986年8月14日，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表示：“鉴于我国作为和平国家处于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承担更大责任的立场，也必须重视国际关系，适当照顾近邻各国的国民感情。”中曾根首相、外务大臣仓成正及官房长官等人终止参拜靖国神社。
1986年5月，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文部省审定为合格，该书多处记述歪曲史实，只字不提日本曾经侵略过别的国家，公开为侵略战争粉饰和翻案。把侵华战争写成“被迫应战”，掩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称其“未有定论”，把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的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教科书得到批准后，随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日本文部省纠正错误。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递交了备忘录，强烈要求日本修改教科书中的错误。但日本右翼称亚洲国家提出教科书问题是干涉内政，叫嚣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不得重新修改。在这种情况下，中曾根首相经过再三权衡，四次指示和敦促编撰者修改，表示要按照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精神修改此书，虽然修改工作一再拖延，但基本还是按照日本政府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从1986年7月起，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记者招待会等公开场合多次美化侵略战争，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藤尾指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明确表示：“胜者就能审判败者吗？”“世界就是一部侵略史、战争史，必须纠正那种认为只有日本进行过侵略的错误看法。”其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文章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明白的事件”；“战争就是杀人，这从国际法来说就不是杀人”；“日韩合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经两国商议好了，韩国也是有责任的”。藤尾的谬论遭到日本国内和很多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在野党称其为“妄言大臣”，但藤尾表示拒绝道歉。中曾根出于重视亚洲邻国的考虑，在9月8日宣布罢免藤尾的职务，并重申不能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9月20日，中曾根首相访问韩国时专门为此事进行道歉。
1986年11月8日，中曾根首相再度访华，成为首位在任期内两度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在此次访问中，中曾根首相参加了日本无偿援助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仪式，并与中国领导人就中日关系和国际局势再度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表示“只要今后继续坚持和维护指导两国关系的各项基本原则，日中关系就一定能够顺利发展”，“加强日中友好合作是维护亚洲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是解决双边关系中一切问题的大局所在”。 (24)
在中曾根执政时期，还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光华寮事件”。光华寮原是京都的中国留学生宿舍，1950年中国驻日代表团正式购买该寮的产权。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寮案作出判决，确认光华寮是中国国家财产。1986年2月4日，该法院又重新作出判决，将光华寮判给了台湾当局。1987年2月26日，大阪高等法院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上诉人在1987年5月30日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重新做出公正裁判。为此，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本政府始终以强调“三权分立”原则为借口回避责任。该事件发展成为两国首脑会谈的外交问题，日本最高法院将其长期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