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与综合安全保障
日本能够在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很快摆脱出来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口迅速增长。日本经济在1974年出现战后最初的负增长，但出口实际增长率为23.3%。出口在70年代前半期年均增长率为24.7%，70年代后半期为18.6%；进口70年代前半期为24.8%，后半期为20%，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从出口额来看，1973年为369亿美元，1979年上升到1030亿美元。 (48) 从贸易收支来看，1970年的贸易盈余为4.4亿美元，1971年为43亿美元，1972年为51亿美元。1973—1975年转为贸易赤字，1976年贸易盈余24亿美元，1977年为97亿美元，1978年达到182亿美元。1979年和1980年再转为赤字。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度1970年为9%，1976年上升到11.6%。 (49)
从出口对象来看，集中在北美、西欧、东南亚三个地区。1975年日本对三个地区的出口贸易占出口贸易总额的59%，1980年上升到66%。另外从1970年到1980年出口增加贡献度来看，北美为25%，西欧为17%，东南亚为24%，全体为66%，占70年代日本出口增加额的三分之二。 (50)
对美国出口1973年以前超过30%，但1973年以后在25%以下。从美国进口也从1970年的29.4%逐渐下降，1976年以后大约在18%上下。但由于从美国进口量减幅较大，因而贸易盈余增加。60年代通常为数亿美元，1971年为25亿美元，1972年为30亿美元，1973年和1974年降到1亿美元，1975年变为46亿美元赤字。1976年转为38.8亿美元盈余，其后盈余不断增长，甚至达到100亿美元。
在日本的出口产品中，1974年钢铁占到19.4%，其后逐渐降低，钢铁产量的30%以上用于出口。70年代中期以后，汽车出口超过出口总额的10%，1970年轿车出口仅为72万辆，1975年达到182万辆，1978年超过300万辆，出口依存度超过50%。另外，录音机、电视机、录像机、钟表、照相机出口增加迅速。
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成本使出口价格下降、质量管理使产品质量上升、产品的高技术化等。从1973年到1979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5%，美国只有0.9%，欧洲共同体为2.9%。 (51) 另外，这一时期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等新兴工业经济地区的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9%，也推动了日本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出口政策上，汽车、钢铁、家用电器等的价格低于国内价格，是经济危机时期带有倾销式的出口政策。
出口迅速增加引起贸易摩擦，特别是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1972年日美间签署纤维协定，自主限制日本纺织品出口美国。1974年《关贸总协定》达成《多国间纤维协定》，其后日美在此基础上解决纺织品贸易问题。1970年美国的显像管减产20%，美国财务部在1971年对日本征收倾销税，日本支付7600万美元的和解金。1976年日本彩色电视机对美出口增加2.5倍，达到296万台，占美国国内需求的30%。美国总统卡特迫使日本签订《维持市场秩序协定》，三年间将日本彩色电视机对美出口量限制在175万台。其后日本企业1979年对美出口69万台彩色电视机，当地生产335万台。 (52)
日本钢材的对美对口早在60年代中期就经常采取自我限制措施，进入70年代以后又连续在1972年和1974年两次自我限制。但1977年对美出口钢铁达到1930万吨，为国内消费量的18%，因而实施标准价格制度，即以劳动生产率最高国家的生产成本为基础决定进口价格，在其价格以下就是倾销。1975年日本轿车对美出口不足82万台，为美国市场的10%以下。70年代汽油价格暴涨，费油的美国大型轿车向省油的中小型车转化，日本轿车对美出口开始增加。1977年为171万台，1980年急剧增加到180万台。
与此同时，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美国在1973年《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中强烈要求日本进口农产品。双方1977年开始围绕牛肉、柑橘进行谈判，并在1978年12月达成5年内进口3.08万吨牛肉、8.2万吨柑橘的框架协议。“东京回合”经过6年的谈判达成协议，日本大部分工业制品降低接近50%的关税，农产品关税仍然采取以前的方式。从工业制品的关税率来看，日本为较低的3%，美国为4.2%，欧洲共同体为4.9%；在农产品领域，日本的关税率为8.6%，美国为2.9%，欧洲共同体为12.3%。 (53)
在欧美国家的要求下，日本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行资本自由化，但进展缓慢。1967年的第一次资本自由化，允许外资在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等33个产业中占50%，在水泥、摩托车、普通钢材等17个产业中占100%；1969年的第二次资本自由化，前者增加了160个产业，后者增加了77个产业，由此80%的产业实现资本自由化；经过1970年的第三次、1971年的第四次资本自由化，95%的产业实现资本自由化；1973年5月的第五次资本自由化，除农业水产业、矿业、石油业、皮革业、零售业，原则上实现了资本自由化。 (54)
日本海外投资也逐渐自由化，除政策原因外，也有减少贸易摩擦的背景。1972年取消投资额度的限制后，日本资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急速增加，当时称为“海外直接投资元年”。197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不足9亿美元，1972年达到23亿美元，1973年迅速增加到35亿美元。其后因石油危机稍有减少，1974年为24亿美元，1975年为33亿美元。这一时期以对东南亚投资为主，印度尼西亚的油田开发为最大项目，接着向中南美的资源开发投资。另外，制造业因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纺织领域的海外投资也非常明显。
对外投资在70年代末再次出现高潮。1977年12月修改外汇法，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大为缓和。1978年的对外投资为48亿美元，1979年迅速增加到90亿美元，1981年为89亿美元。这一时期的投资主要是制造业及其销售其产品的流通业，资源开发投资逐渐减少。在制造业中，能源消耗大、成本高、易污染的产业逐渐转移，例如炼铝产业。另一方面，当时日元升值的状况也推动了海外投资。
因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急速增长，促使日本出现了“全方位外交”以及“综合安全保障”的动向。虽然早在鸠山一郎内阁时期就提出“全方位外交”的口号，但主要着眼于恢复日苏邦交的政治目的。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的经济大国化，不仅在经济合作领域需要开展全方位外交，日本也希望在国际政治领域提高自己的地位，以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这一方面，应以田中角荣政权的能源自主外交作为开端，但真正形成理论性政策方针是大平正芳政权时期。
1979年1月25日，大平正芳首相在第87届通常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提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通常首相施政演说稿由各省厅事务当局提出的材料综合而成，但在大平正芳首相的演说稿中还有政策智囊团提出的政策建议，参加演说稿起草的有学习院大学教授香山健一及东京大学教授佐藤诚三郎、公文俊平等。在大平政权时期，采取了两个制度化建设。一是设置首相助理官员，在首相官邸中设立助理官员室，任命大藏省、通产省、外务省各一名官员担任其职。另外一个是组织九个作为首相私人咨询机构的政策研究小组，进行彻底的政策研究。
大平内阁成立后一个月就组成以梅棹忠夫为首的“田园城市构想研究集团”，其后陆续组成以内田忠夫为首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集团”、以林知己夫为首的“多元化社会生活关心研究集团”、以大来佐武郎为首的“环太平洋合作研究集团”、以伊藤善市为首的“充实家庭基础研究集团”、以猪木正道为首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集团”、以山本七平为首的“文化时代研究集团”、以馆龙一郎为首的“文化时代经济运营研究集团”和以佐佐学为首的“科学技术历史性展开研究集团”等九个智囊机构，但在大平首相生前，只有“对外经济政策”“环太平洋合作”“充实家庭基础”研究集团提出了研究报告。 (55)
在大平首相智囊团以及大平首相本人的“综合安全保障构想”中，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按照“环太平洋合作研究集团”提出的中期报告，其设想是建立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在内的合作关系，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范围内协调生产发展、合作开发资源等。大平正芳首相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说：“环太平洋各国之间的合作也绝非为了建立排他性的国家集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于太平洋各国以及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和繁荣。” (56)
实际上，综合安全保障基础上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是对“吉田路线”的修正，即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发挥经济大国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独特作用，在国际事务中提高自己的发言权。正是在大平设想的推动下，1980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环太平洋研讨会，不久发展为以民间为主体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层次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APEC）。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