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及其影响
从1954年秋季开始，日本出口每个月超过500亿—600亿日元，一举改善了贸易收支状况。在此基础上，进入景气恢复局面。进入1955年以后，前期的投资效果开始显现，内需得到扩大，物价稳定，是没有通货膨胀的“数量景气”。1955年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8.4万亿日元，民间设备投资为7890亿日元，为国民生产总值的9.4%。1956年，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以电力产业为主，钢铁、化学、机械等基础产业出现旺盛的设备投资，导致投资引发的经济景气。1956年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为12020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52%，1957年进一步增加到16720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40%。 (42)
这一时期，政府的财政投融资数额也在急剧增加。1956年3月，政府颁布《日本道路公团法》和《道路建设特别措施法》，成立了全部由政府出资的日本道路公团，承担收费道路的建设、管理、收费等。1958年的《经济白皮书》指出：“在全部投资计划中，电力、钢铁、煤炭、海运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约占全部投资的40%，尽管在这些部门，包括政府的财政投融资在内，对来自民间的投资也采取了紧缩的政策，仍然优先得到资金。”1957年的财政投融资达到4044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19%。最初计划的1957年度预算是“1000亿减税、1000亿公共投资”，因而预算规模达到11375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1000亿日元。
1955年度和1956年度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2%，生产、销售、企业利润均有大幅度的增加。从1954年底开始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57年5月，长达31个月，媒体以日本历史上传说的第一位天皇加以命名，称之为“神武景气”。各种经济指标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在1954年、工业生产在1955年、人均消费在195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设备投资在1957年均超过战时最高水平。
1956年10月，国际上出现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动乱，引发商品价格迅速上涨。日本由于旺盛的设备投资，机械及原材料进口大幅度增加，因而直接受到国际市场的较大影响。从1956年秋天开始，批发物价上涨，国际收支恶化，外汇储备由1956年底的9.4亿美元减少到1957年5月的5.1亿美元。1957年3月，日本银行将官定利率提高到7.67%，到5月进一步提高到8.4%，实施金融紧缩政策。岸信介内阁6月制定《国际收支改善紧急对策》，采取抑制进口和紧缩金融的综合经济政策。另外在访问美国时，从世界银行得到1.25亿美元的贷款，以克服外汇危机。1958年12月，政府颁布产业投资特别会计的发行外债法律，并在第二年开始发行外债。
1958年的《经济白皮书》认为“山越高沟越深”，“神武景气”非常长，萧条时间也较长，因而预测是“锅底萧条”，即像平锅那样底较宽。1958年的设备投资比上一年减少10%左右，企业一直到1959年初在处理不断增加的库存。尽管如此，1957年的经济增长率仍为8.1%。1958年的增长率为6.7%。1958年6月以后，政府连续四次下降官定利率，同时扩大财政支出。同年10月，经常收支变为5亿美元的黑字。因此，从1958年6月开始，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直到1961年12月，其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媒体以日本神话中太阳神躲避的地方命名这次高速增长，称之为“岩户景气”。
设备投资不仅急剧增加，而且是“投资引发投资”。从数字上看，1958年的民间设备投资为2.7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减少1000亿日元，1959年为2.6万亿日元，1960年为3.7万亿日元。 (43) 1955—1960年，相对于10%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民间设备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却高达23.7%。另外，一个部门的投资引起其他部门的连锁反应，例如消费资料产业的设备投资引发机械产业的设备投资，机械产业的设备投资引发钢铁、水泥等基础产业的投资，而基础产业的投资又引发电力、石油等能源产业的投资，从而形成各种产业相互促进设备投资的循环过程。
旺盛的设备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技术革新投资，特别是合成纤维、石油化学、电子工业等新兴产业及其多样化的新产品开发。一方面，钢铁、铝等金属工业与汽车、机械工业等产业生产过程连续化，为实现快速化而加大设备投资，追求规模生产的经济性。1959年在太平洋沿岸的新工厂地带陆续出现，道路、港湾、工业用水等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社会资本的投入，而且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激烈。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财阀以各自的金融机构为中心构成企业集团，兴业、富士、第一等银行也形成企业集团，集团内部大多共同进行新产业的开发，正如三井石油化学、三菱石油化学那样。另一方面，相同的产业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竞争。
高速增长带来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推动了某些产业的夕阳化，经济萧条导致的金融紧缩政策进一步打击了这些夕阳产业，例如1958年的“锅底萧条”使纺织、煤炭、海运等产业陷入困境，被迫解雇人员，要求政府提供支持。纺织产业在通产省的行政指导下，组成萧条卡特尔，实施缩短开工时间和废除设备等措施。1958年1月，化学纤维5家企业共解雇6503名工人，劳资双方达成经济好转时再就业的协议。
1958年春，“炭劳”工会提高工资斗争，遭到公司方面的拒绝。3月13日，工会举行24小时罢工，到6月18日劳资双方接受中央劳动委员会的斡旋，进行了90多天的斗争。1959年1月19日，三井矿山向工会提出企业再建合理化方案，其中包括希望6000人退职、大幅度减少工资、降低劳动条件及福利相关费用、强化职务制度等。三井矿山工会联合会反对该方案，以三池煤矿为中心举行罢工，4月6日，1324人退职后双方妥协。与此同时，其他煤炭企业也陆续出现劳资纠纷。8月29日，三井矿山提出第二次合理化方案，包括削减4580名人员、大幅度削减工资、削减福利开支、强化工作纪律等内容。11月12日，团体交涉破裂，工会组织罢工。12月2日，公司方面指名三池煤矿1492人退职，其中包括许多社会党及日本共产党的成员、工会活动家。 (44)
1960年1月25日，公司不顾停止生产带来的损失，封锁作业现场，设置路障禁止工会成员进入。大型煤矿企业的社长协会决定支援三井煤矿公司，提供煤炭给三井的客户。为对抗公司的行为，三池工会决定实施无限期罢工。当时煤矿工人的月工资为1.6万日元，罢工后失去经济来源，为保障其生活，“总评”在全国募集资金，每月为罢工工人提供1万日元的补助，前后共提供了6亿日元。“炭劳”号召会员每月捐献600日元支援罢工工人，各地工人捐献的资金高达18亿日元。
进入无限期罢工后，工会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一部分成员认为工会的斗争应是改善劳动条件，不应摧毁企业，因为那样一来工人也会失去生活来源，因而反对工会的阶级斗争路线。反对派组成第二工会——三池煤矿新劳动组合（简称“新劳”）。在1.5万名工会成员中，有3065人参加新工会，10天后增加到4800人。公司仅允许新工会成员开始生产，旧工会成员在矿井周围设置纠察队加以阻止。3月28日，新工会成员手持木棒袭击旧工会成员的纠察队，并突破其封锁线。紧急赶来的其他旧工会成员加入混战，双方负伤者超过200名。第二天，200名当地的暴力团袭击旧工会成员的纠察队，造成一名工会成员死亡。当时正值社会各界进行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之际，30万“总评”工会成员和“全学联”成员赶到九州支援三池工人。
由于旧三池工会成员占领装卸场，致使挖掘的煤炭无法运出，因而公司提出诉讼，要求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其行为违法。法院认可公司的请求，裁决工会在7月21日之前解除对装卸场的占领。工会在装卸场建设40座房屋，周围是深一米、宽二米、长50米的壕沟，并准备了汽油、火焰瓶以及2万人的守备队，抵抗警察的强行解除占领。与此相对，警方动员1万人，并调动装甲车、高压水车、直升飞机等，准备在7月20日清晨5点发起进攻。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代后半期，农业就业人数急剧减少，从1955年的1542万人减少到1961年1303万人， (45) 其原因是城市就业机会大幅增加。即经济迅速增长，立足大城市的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升学率的提高使年轻就业者，特别是城市中的年轻就业者减少，企业被迫到农村招募工人。农村中学毕业者通过学校和职业介绍所集体离开家乡到企业集中的大城市就业，称为“集团就业”。同时“集团就业”得到铁路部门的支持，铁路部门从1954年开始组织临时列车运送这些新就业者，称为“集团就业列车”。仅在东北地方的岩手县，共送出4.7万年轻人到城市就业。日本人口逐渐集中到城市特别是东京、大阪等大城市。1957年东京的人口达到851万，为世界第一。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工业化引起的公害问题。50年代熊本县出现猫发狂至死以及运动失调、视觉、听力、语言出现障碍的怪病，1959年7月，熊本大学医学部专家发表研究结果，认为新日本氮水俣工厂排放废水中的水银化合物污染水俣湾及不知火海的鱼类，人吃了这些鱼类后导致患病。尽管工厂方面和熊本县议会反驳说是“没有根据的推论”，但同年11月2日，2000多名渔民闯入拒绝谈判的工厂内部，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许多人受伤。11月12日，厚生省宣布水俣病因有机水银中毒的结论。尽管政府在1957年制定了《水质保全法》《工厂排水限制法》等法律，但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发生。1958年6月1日，千叶县的700名渔民抗议本州制纸江户川工厂随意排放废水，与警察发生冲突，100多人受伤。1960年发生伊势湾鱼类腐烂恶臭事件，1961年四日市因硫磺酸化物导致大气污染而出现许多哮喘病患者。另外，1955年发生森永乳业德岛工厂制品因混入砒霜毒素，导致食用其产品的1万多名婴幼儿中毒，其中130名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