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与文化
1981年，演员黑彻柳子出版了自传体随笔《窗边小豆豆》，讲述小学一年级遭到退学处分的滔淘因校长一句“你是好孩子”的话恢复生活信心的故事，阐明将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看待、尊重其人格的教育真谛。该书出版后10个月发行400万部，成为战后发行量最高的畅销书。尽管该书再次引起人们对教育的关心，但补习学校、考试地狱、校内暴力、拒绝上学等现象仍然是80年代突出的教育问题。据统计，补习学校在1988年成为超过1万亿日元的巨大市场，1991年进一步增加到1.28万亿日元。1988年，课余到补习学校的中学生达到最高峰的205万人。1983年，校内暴力再次达到一个高峰，超过2000件。1985年，中小学校内部盛行“虐待”行为，成为较大的社会问题。拒绝上学的中小学生从1980年17215人增加到1985年的31997人，1990年进一步增加到48227人。 (76)
尽管1983年描述偏僻落后地区的贫穷女孩子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大型百货商店老板的清晨电视连续剧《阿信》收视率达到创纪录的62.9%，但日本国民还是卷入了泡沫经济的浪潮中。正如京都大学教授佐和隆光指出的那样：“80年代后半期，日本人在精神方面发生了不少的变化。精益求精、勤奋、知礼、努力、热心、正直、谦虚、勤俭、质朴、求实等词汇已经成为死语。人们公开赤裸裸地追求金钱物欲，甚至不劳而获地投机致富也被看作作尊荣。” (77) 在银行存款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普通国民受电视专家以及证券公司、不动产公司营业员所谓“理财技巧”的鼓动，借钱投资股票和房产。80年代后半期，日本普通家庭的银行贷款额比1985年增加两倍。正如1981年田中康夫描写女性大学生追求名牌的《无意，水晶》成为畅销小说那样，时尚服装、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高级进口轿车、海外著名艺术品均成为日本人追求的对象。
据日本海关统计，1987年日本名画的进口金额达到370亿日元，1989年上升到2800亿日元，1900年进一步增加到4000亿日元。1987年3月，日本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的安田海上火灾以4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荷兰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的《向日葵》；1990年，大昭和造纸公司名誉董事长斋藤三天内在索斯比和克里斯蒂拍卖行先后以781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红磨房舞会》和梵高的《加歇医生》。据统计，1980—1989年，前述两家拍卖行拍卖的名画中，美国人购买了25%，欧洲人购买了34.9%，日本人购买了40%。 (78)
1985年成立了两个对就业较有影响的法律，即《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和《劳动者派遣法》。前者的目的是在雇佣方面实现男女平等，而且在80年代后半期，因泡沫经济的影响，女性特别是高学历女性就业有扩大的趋势。例如1970年，大学毕业的女性就业率为59.9%，1980年上升到65.7%，1991年达到最高的81.8%。1980年短期大学毕业的女性就业率为76.%，1990年上升到88.1%。但在待遇方面，男女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通常男性担任基础业务、可以变换工作地点及职位不断上升的综合职务，女性担任辅助性业务、既不能变换工作地点也不能升职的一般职务。即使有些企业任命综合职务的女性，但难以像男性那样持续工作。例如在1987年毕业、担任企业综合职务的330名女性中，到1993年继续工作的占46.1%，54.1%的人离职或转职。 (79) 造成女性继续就业困难的因素除生儿育女、照顾家庭高龄者外，还有生育休假制度、保育设施、护理休假制度等公共政策较为落后，另外还有“100万日元”规定的限制，即女性年工作收入超过100万日元将影响到男性的配偶补贴及配偶税收扣除等。 (80)
80年代仍然存在女性就业“年轻短期就业”和“中老年再就业”的就业曲线，但继续劳动型的女性缓慢上升，其原因就是《劳动者派遣法》的实施。学术界将就业市场分为“库存型人才就业市场”和“流通型人才就业市场”，前者为专业技术人员，后者多指那些30岁左右工作，其后回到家庭生儿育女，中老年时再做“钟点工”的女性。这些人不是企业的正式成员，由派遣公司派到有关企业临时工作，工资待遇较差，也没有社会福利。最初以前者为中心，但随着经济的衰退，后者急剧增加，而且男性也加入进来。
在泡沫经济时期，家庭生活也商品化了。家庭洗衣房、代购物、代扫墓、儿童旅馆，甚至扮演家庭成员等家事服务化，结果推动了家庭的个人化。特别是1983年出现家用游戏电脑，两年后盛行。电脑本身1.48万日元，游戏软件数千日元。1989年家用游戏电脑出售1200万台，玩电脑游戏成为儿童的主要娱乐活动，导致儿童相互之间的交往减少。另外，个人用的电视、音响、吸尘器等迅速普及，家庭成员各自生活的现象突出。单身赴任的父亲增加，1985年达到14.7万人，1988年全部成员在一起吃饭的家庭减少到47%。
80年代已经出现了少子化、老龄化的现象。日本总人口在1984年突破1.2亿，但女性平均生育率却从1970年的2.1人下降到1992年的1.5人。80年代后半期，平均寿命男性为75岁，女性超过80岁。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从1960年的5.7%增加到1970年的7.1%，1984年超过10%。结婚率下降，结婚年龄在上升。支持“女性幸福是结婚”的女性从1972年的40%下降到1987年的28%，支持“如果能够独立可以不结婚”的女性从3%增加到24%。到1992年，186万高龄者单独生活，平均每个家庭的成员也减少到2.99人。
家庭也开始多样化，例如一人家庭、无孩子“丁克家庭”、没有登记的事实婚姻、单亲家庭、同性家庭等。1984年厚生省发表《离婚白皮书》，指出1983年为战后离婚高峰，其后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子女的养育和女性经济独立困难，夫妻关系破裂但仍保持形式婚姻的家内离婚增加。泡沫经济形成后，出现第二次离婚高潮，但夫妻婚姻时间比50年代增长一倍，大约持续10年。70年代以后恋爱结婚占压倒多数，但持续恋爱关系较为困难，容易出现婚外恋现象。1985年《星期五的妻子们》电视连续剧大受欢迎，并出现“周五妻子”的流行语，反映了这种现象。1987年，村上春树描述“新人类”式年轻男女恋爱的《挪威森林》成为畅销书。
泡沫经济也推动风俗业发生变化。进入80年代以后，除土耳其浴室、桃色沙龙、脱衣舞外，出现许多名目的风俗行业。首先在1981年，年轻女性服务员只穿超短裙、不穿内裤的饮茶店急剧增加，1983年兴起年轻女性与中年社长签订婚外恋契约的“婚外恋银行”。1984年曾在日本留学的土耳其学者向厚生大臣呼吁改变“土耳其浴室”的歧视性称呼，引起较大争议，其后此行业改为“特殊浴室”。1985年政府制定《关于风俗业等限制及业务适当化法律》，将风俗产业分为提供健康娱乐的“风俗营业”和非健全的“风俗相关营业”，后者包括特殊浴室、脱衣舞、情人旅馆、单间按摩等。这些产业采取申报制，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各种名目的风俗产业不断出现。1986年发现这些行业有关人员感染艾滋病后，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其行业人员才有所减少，但又变换成其他方式。
尽管80年代中期日元币值增加两倍的状况进一步加强了日本经济大国的形象，因此出现了大国主义社会思潮，但也存在“国富民穷”“生活小国”的质疑。1989年出现的《“富裕社会”的贫困》《什么是富裕》《富裕的精神病理》《“富裕社会”日本的结构》《质问“富裕”的日本》《哲学分析富裕》等书籍，批判性地分析日本的富裕及出现的问题：暴涨的地价、终身劳动也难以购买住宅的工薪阶层、出行难、长时间劳动、过劳死、资产悬殊的扩大、缺少社会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的恶化等。
受社会舆论的影响，1990年的《经济白皮书》《通商白皮书》《劳动白皮书》《建设白皮书》等均论述了上述问题。例如《通商白皮书》指出尽管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在较高水平，但与20年前的美国、联邦德国相比，生活相关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下水道普及率只有美国和联邦德国的一半，在人均公园面积方面美国是日本的两倍，联邦德国是日本的三倍。《建设白皮书》指出，尽管日本人的收入较高，但劳动时间长，日元购买力较低，实际“生活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劳动白皮书》的调查表明，73.8%的劳动者对资产及储蓄不满，62.5%的劳动者对所得及收入不满，56.2%的劳动者对余暇生活不满。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人超过缩小的人，84.8%的人认为日本具有较强经济力量，但认为国民生活富裕的人只有50.5%。 (81)
从劳动时间上看，1960年日本人年均劳动2432个小时，1975年以后大致保持在2100个小时。1988年美国为1953个小时，英国为1961个小时，联邦德国为1642个小时，法国为1647个小时，日本比联邦德国、法国多500个小时。 (82)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工资水平，如果将日本作为100，美国则是145，英国是110，德国是113。 (83) 58.2%的劳动者认为没有“宽裕的时间”，超过40.9%的认为有“富裕时间者”。关于没有宽裕时间的原因，38.4%的人认为“平时自由时间较少”，34.2%的人认为“没有宽裕的金钱”，29.3%的人认为“没有长期休假”，27.6%的人认为“休假日少”。 (84)
80年代初，出现因过度劳动导致大脑和心脏健康障碍而死亡的“过劳死”词汇。1988年6月，专门设置了“过劳死补偿运动”的咨询电话“110”，“过劳死”现象成为较大的社会问题。据估计，80年代末每年“过劳死”者超过1万人。虽然比起60年代，劳动时间减少许多，但加班时间没有计算在内。如果加班时间合计在内，那么80年代日本人的年均劳动时间为2600个小时以上。1988年，每周劳动60个小时、年劳动3100个小时的劳动者达到780万人，比高速增长时期增加300万人。1988年每周劳动60个小时的女性有92万人，比1975年增加35万人。 (85)
(1)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156頁。
(2)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184頁。
(3) 小野耕二『新版日本政治の転換点』、青木書店、1998年、151頁。
(4)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190頁。
(5)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9页。
(6)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176頁。
(7) 山本刚士『戦後日本外交史·VI·南北問題と日本』、三省堂、1984年、352頁。
(8) 東根千万億編『等しからざるを憂えるーー元首相鈴木善幸回顧録』、岩手日報社、2004年、96—97頁。
(9)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165—166頁。
(10) 藤本一美、浅野一弘『日米首脳会談と政治過程：1951年~1983年』、竜渓書舎、1993年、645—646頁。
(11) 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刚士『戦後日本外交史·II·動き出した日本外交』、三省堂、1983年、260頁。
(12)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190頁。
(13)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00頁。
(14)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243頁。
(15) 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同時代史·5·転換期の世界と日本』、青木書店、1991年、187頁。
(16)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06頁。
(17)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07頁。
(18) 大槻文平「行革審の成果と今後の課題」、『経団連月報』1986年6期、5頁。
(19) 阿部齐ほか『概说現代日本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97頁。
(20)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243頁。
(21) 渡边治『政治改革と憲法改正――中曽根康弘から小沢一郎へ』、青木書店、1994年、334頁。
(22) 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戦後五〇年をどうみるか：二一世紀への展望のために（下）』、人文書院、1998年、285頁。
(23) 渡边治『政治改革と憲法改正――中曽根康弘から小沢一郎へ』、青木書店、1994年、325頁。
(24) 《新华月报》，1986（11）：第174—177页。
(25)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01頁。
(26)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8页。
(27) 通商产业省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2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
(28)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29) 谷口将紀『日本の対米貿易交渉』、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104頁。
(30)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页。
(31)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2页。
(32) 佐藤英夫『日米経済摩擦：1945~1990年』、平凡社、1991年、114頁。
(33) 細谷千博ほか編『日米関係資料集：1945—97』、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1045—1046頁。
(34)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02頁。
(35)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14頁。
(36)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251頁。
(37) 王新生编：《中日友好交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38)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20頁。
(39) 細谷千博ほか編『日米関係資料集：1945—97』、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1138—1142頁。
(40)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25頁。
(41)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264頁。
(42) 山岸一平『昭和後期10人の首相：日経の政治記者が目撃した「派閥の時代」』、日本経済新聞社、2008年、225頁。
(43) 『朝日年鑑』1989年、87頁。
(44) 藤本一美『戦後政治の決算：1971—1996』、専修大学出版局、2003年、271頁。
(45) 『朝日年鑑』1989年、72—73頁。
(46) 俵孝太郎『戦後首相論』、グラフ社、2004年、148頁。
(47)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編『日本共产党の70年·下』、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33頁。
(48) 『月刊社会党』第292号、1980年12月。
(49) 冈田一郎『日本社会党——その組織と衰亡の歴史』、新時代社、2005年、170頁。
(50) 森裕城『日本社会党の研究――路線転換の政治過程』、木铎社、2001年、99頁。
(51) 馬場昇『日本社会党50年の盛衰――護憲·九条の党で平和な世界を』、熊本日日新聞情報文化センター、1999年、154頁。
(52)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纪館』、小学館、1999年、940—941頁。
(53) 冈田一郎『日本社会党——その組織と衰亡の歴史』、新時代社、2005年、188頁。
(54) 『日本共产党の八十年（1922—2002）』、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局、2003年、251頁。
(55) 平野贞夫『公明党·創価学会と日本』、講談社、2005年、211頁。
(56) 福冈政行「海図なき政党政治のゆくえ」、『中央公論』1991年9月号。
(57) 蔡林海、翟锋：《前车之鉴——日本的经济泡沫与“失去的1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58) 金子贞吉『戦後日本経済の総点検』、学文社、1996年、213—215頁。
(59) 金子贞吉『戦後日本経済の総点検』、学文社、1996年、201頁。
(60) 吉见俊哉『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9·ポスト戦後社会』、岩波書店、2009年、139頁。
(61) 蔡林海、翟锋：《前车之鉴——日本的经济泡沫与“失去的1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62)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纪館』、小学館、1999年、884—885頁。
(63) 金子贞吉『戦後日本経済の総点検』、学文社、1996年、248頁。
(64) 渡边昭夫『日本の近代·8·大国日本の揺らぎーー1972――』、中央公論社、2000年、363頁。
(65) 金子贞吉『戦後日本経済の総点検』、学文社、1996年、252頁。
(66) 蔡林海、翟锋：《前车之鉴——日本的经济泡沫与“失去的1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67) 金子贞吉『戦後日本経済の総点検』、学文社、1996年、254頁。
(68) 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同時代史·5·転換期の世界と日本』、青木書店、1991年、227—228頁。
(69) 渡边昭夫『日本の近代·8·大国日本の揺らぎーー1972――』、中央公論社、2000年、364頁。
(70) 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71) 『朝日新闻』1990年1月14日。
(72) 『朝日新闻』1990年1月連載。
(73) 『朝日周刊』1989年11月12日号。
(74) 中村政则『現代史を学ぶ：戦後改革と現代日本』、吉川弘文馆、1997年、223—224頁。
(75) 『朝日新闻』1990年3月31日。
(76)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纪館』、小学館、1999年、829頁。
(77) 佐和隆光『平成不況の政治経済学：成熟化社会への条件』、中央公論社、1994年、92頁。
(78) 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79) 小学館編集『日本20世纪館』、小学館、1999年、886頁。
(80) 荒川章二『全集·日本歴史·第十六巻·豊かへの渇望』、小学館、2009年、230頁。
(81) 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同時代史·5·転換期の世界と日本』、青木書店、1991年、232—234頁。
(82) 『朝日新闻』1990年7月6日。
(83) 『日本経済新聞』1990年2月1日。
(84) 『労働白書』1990年。
(85) 荒川章二『全集·日本歴史·第十六巻·豊かへの渇望』、小学館、2009年、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