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的“结构改造论”
三池煤矿斗争结束后，“总评”工会组织的工人运动方针一方面从“现场斗争”转向“现场活动”，即监督企业是否遵守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加强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统一行动——“春斗”，即从“以春斗为主的工会运动”转为“完全是春斗的工会运动”。 (12) 在1962年的“春斗”中，“总评”在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化学工业领域发动斗争，获得工资提高13.8%的成果，此后进入年均工资增长比例两位数的时代。1963年“春斗”时“总评”提出“欧洲水平工资”的要求，1964年的“春斗”因池田首相与太田议长直接会谈并达成妥协，“春斗”成为政府认可的每年例行公事，并将其纳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在此背景下，“春斗”发展成为大众性运动。1955年时只有70万人参加“春斗”，到1964年参加者急剧增加到657万人。 (13)
在这一过程中，劳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渐形成“日本式劳资关系”。其背景首先是巨大企业集团的出现，例如在1963年，资本金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比例仅为0.15%，但从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比例为51.7%，长期贷款为67.1%，销售额为37.6%。在1964年，比例为全部企业0.02%的100家大企业拥有39%的资本金和营业利润的28.7%。 (14) 在各个产业部门均为大企业垄断，例如钢铁六企业（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本钢管、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川崎制铁）、电机五企业（日立制作所、松下电器产业、东京芝浦电机、三菱电机、日本电机）、汽车两企业（丰田、日产）、造船三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些企业以银行为中心，构成拥有重要产业部门及综合商社的六大巨大企业集团，例如以战前旧财阀为中心的三菱、三井、住友集团，战后以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三和银行为中心的芙蓉集团、第一劝业集团、三和集团等。
从就业到退职年龄持续在同一企业工作的终身雇佣体制以及按照工作年限增加工资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是日本企业劳资关系的重要特征。虽然这种现象出现在战前的企业，主要为维持技术工人的稳定性，也容易产生劳资一体化的意识，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大企业特别是民间大企业中逐渐制度化。日本式企业经营或劳资关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企业内工会。这种战时形成的体制在战后保留下来，即使在战后初期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也是如此，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进一步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劳资协议组织。
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不断的技术革新使生产过程发生变化，重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减少，带有管理色彩的白领工人增加，相互之间的合作减少以及频繁的岗位调动使工人的团体归属感减弱，民间大企业也注意为提高生产率而照顾到工人的利益，有比例地分配营业利润。因此，民间企业工会组织的运动方针逐渐转向劳资协调路线，较大地影响了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分化组合。1964年5月接受国际金属工会联合会指导的日本协议会成立，金属机械产业的相关工会为该组织中心成员，明确主张劳资协调路线。同年11月，以两年前分裂的“总同盟”和“全劳”为中心组成“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工会组织（简称“同盟”），在成立宣言中宣称“对抗共产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等全体主义并与之斗争” (15) ，主张经济主义、劳资协调，在政治态度上支持民社党。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同盟”工会会员约178万，“总评”工会会员约429万。
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杀死的第二天、即1960年10月13日，社会党召开第19次临时大会，决定由书记长江田三郎代理委员长职务。由于此次大会变成追悼浅沼的大会，因此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和报告没有经过仔细的讨论，其中包括江田三郎的题为《为取得大选胜利和党的发展》的文件中首次出现“结构改造论”，即通过工人参与具体决策过程，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其实“结构改造论”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的理论，认为不是通过激进的手段颠覆资本主义，而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1955年该理论由日本共产党的佐藤升等人介绍到日本，社会党内以江田三郎为中心的少数人士也受到其影响。1958年2月社会党大会后，设置机构改革特别委员会，江田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其目标是建议以积极分子为中心的社会党，因而在党内提高了声望。
1960年11月12日，在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社会党代理委员长江田三郎、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末广三党首电视讨论会上，柔软语调娓娓叙说，加上满头白发的潇洒，江田的风姿征服了许多观众，因而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22个增加到144个。江田三郎在1961年1月号的《月刊社会党》上撰文对“结构改造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结构改造路线，简而言之，就是面对以垄断资本为靠山的政府及其掌握的权力试图维持和强化有利于垄断资本的经济结构，联合受垄断资本侵害的势力，设法使垄断资本改变其政策。也就是说，不只是反对垄断资本推行的政策，而且要在反对的基础上积极地限制其权力的运用并开展要求改革政策的斗争。” (16)
但“结构改造论”立即遭到社会党内的批判，向坂逸郎指责其理论无意识之中孕育着改良主义的危险，“总评”议长太田薰也发表了题为《对社会党结构改造论的七个疑问》的文章，认为结构改造论就要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不是真正的斗争。尽管在1961年3月的社会党大会上河上丈太郎当选为委员长、江田三郎再次当选书记长，但大会集中批判了“结构改造论”，并决定“结构改造论”“不会作为战略路线立即成为党的基本方针”。
在1962年7月1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比选举前增加5个议席，加上非改选席位共142个，社会党增加1个席位，共37个席位，初次参选的民社党减少5个席位，成为4个席位，日本共产党增加1个席位，为4个议席。社会、民社、共产三个革新政党的席位低于阻止修改宪法的84席，因而有评论认为社会党有必要认真反省，应强化党组织的扩大，不能仅依赖工会组织，也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 (17)
同年7月27日，江田三郎在全国地方组织召集人会议上发表“江田构想”，即将“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结果进一步遭到党内左派的激烈批判，特别是江田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佐佐木更三批判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认可”。反对派对党中央执行部提出质问信，并表示如果不撤回构想就斗争到底的强硬态度。在同年11月召开的第22届党大会上，以232票对21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批判“江田构想”的决议案——《关于强化党领导体制的决议》，江田愤而辞去书记长的职务。
1963年11月大选失败后，社会党书记长成田知巳在总结中提出了“成田三原则”，即社会党存在着难以开展日常活动的组织不健全、议会党团色彩太浓、过于依赖工会组织等三个体制上的局限性。 (18) 社会党党员不多，而且大多是工人党员，进行选举、政治资金、人才来源主要依靠“总评”工会，因而限制了其社会基础的扩大。因此，在选民不断增加的状况下，尽管其绝对得票数变化不大，但其相对得票率逐渐下降，而且议席占有率也在下降。
社会党在1964年12月8日的党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尽管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这份纲领性文件以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显示出该党在60年代的革命性和激进性。
1961年7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大会，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认为“目前统治日本的是美帝国主义以及从属其的日本垄断资本。日本虽然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因美帝国主义的半占领，是事实上的从属国”。“日本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日本垄断资本统治这两个敌人的新民主主义，是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势力封锁这条道路，只有打破反民族、反人民的统治，通过实现真正独立以及对政治、经济、社会实施彻底的民主主义改革，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19) 同时尊重议会制民主主义，为进行斗争与目标一致的党派、团体、个人组成统一战线。在该次大会上，还选举产生了以野坂参三为主席、宫本显治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
革新政党的行动未必统一。1961年9月，苏联重新开始核试验，日本政府立即表示抗议，日本青年团协议会批判其行为是和平的敌人。10月众参两院分别通过禁止核试验的决议。社会党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日本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核试验”，从而发生尖锐对立。在1963年8月的第九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围绕对禁止部分核试验协定的评价，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的意见再次发生分歧，社会党、“总评”退出大会及“原水协”。1964年10月17日，日本政府、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均发表抗议中国核试验的声明，日本共产党发表“试验是不得已的自卫手段”的见解。1965年2月，社会党及“总评”组织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简称“原水禁”）。
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基础上，60年代出现了新的政党。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在1955年参加统一地方选举，53名地方议会议员候选人全部当选。1956年学会推荐六名候选人参加参议院议员选举，其中四名参加全国区选举，两名参加东京和大阪的地方区选举。在全国区学会共获得99万张选票，当选两名参议员，地方区大阪候选人当选，东京候选人落选。但在第二年举行的大阪选区参议院议员补选中，由于所有的政党竞争一个名额，因而选举战异常激烈。学会干部池田大作亲临现场指挥，结果以指示挨门逐户访问违反选举法嫌疑遭到逮捕并给予起诉。经过四年的审判，最后判决其无罪。
1959年学会再次参加统一地方选举和参议院议员选举，其中在各级地方议会中的席位增加到272个，同时新增加6个参议院席位。为便于进行政治活动，学会在1961年11月成立“公明政治联盟”，提出了反对核武器、维护和平宪法、公正选举、净化政界等具体竞选口号。1962年7月参议院议员选举后，学会共占有15个参议院席位，因而组成了具有集体交涉权、提出议案权和决定议事日程权的院内会派“公明会”。
1964年5月，学会会长池田在创价学会第27次大会上提出进军众议院的决定。 (20) 同年11月，学会在东京召开公明党成立大会，原岛宏治担任委员长，北条浩担任书记长，该党宣称：“以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为基本理念，从根本上净化日本的政界，确立议会民主政治的基础，深深地扎根于大众之中，谋求大众福祉的实现。”该党的支持者大多是从农村转入城市、未加入工会组织的中小企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