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增长
为对应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首先利用货币政策、即降低官定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景气，例如在1975年实施四次、1977年实施三次、1978年实施一次，共八次降低官定利率。结果官定利率从1975年初的9%下降到1978年的3.5%，为战后最低。其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需求，具体措施就是公共投资的急剧增加。从1976年度到1979年度的政府预算，一般会计预算增加部分中的公共事业费增长率达到60%。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公共投资的来源是赤字国债。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只有2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1975年重新发行国债时为5.3万亿日元，1976年为7.2万亿日元，1977年为9.6万亿日元，1978年突破10万亿日元。 (39)
除采取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外，日本政府还在具体的产业政策上寻求对策。在政府的指导下，允许企业组成萧条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或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卡特尔等垄断组织。1977年6月，福田内阁向国会提出《禁止垄断法修正案》并得到通过。对那些结构性萧条的产业，政府在1978年制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在数年间实施了激烈的设备处理行动。另外，1971年制定《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允许成立为培育特定电子工业等的卡特尔，1978年制定《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并制定《集成电路开发促进费补助金制度》《下一代电子计算机用大型集成电路开发促进费补助金制度》，给电子工业以优惠政策。 (40) 这些优惠政策推动了集成电路的技术开发，使之成为80年代具有高附加价值的主要产业。
另一方面，政府推动发展节能产业和原子能。首先在1975年度的税制改革中，在《租税特别措施法》中增加投资节能产业的特别偿还制度，其后逐渐扩大了其范围。1975年12月颁布《石油储备法》，储备目标从60天的使用量增加到90天。1979年颁布《能源使用合理化法》，推动节能技术的开发及使用。与此同时，停止石油火力发电厂的建设，积极推动核能发电。
日本在1955年制定《原子能基本法》，最初的核电站在1966年开始运转。从1969年到1972年，日本核电站建设出现高潮，但由于1974年8月运送核能的船只“陆奥”号出现泄露引起不安，核电站所在地居民掀起反对运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政府制定《电源三法》，即《电源开发促进税法》《电源开发促进对策特别会计法》《发电用设置周边地区整备法》，以利益还原的方式获得核电站所在地居民的同意，另外也积极实施核能发电安全性的调查研究。核能发电在全部发电容量的比例迅速上升，从1973年的2.7%增加到1978年的10.8%。 (41)
克服经济萧条最根本的手段是企业采取的“减量经营”措施。其内容包括通过改革企业结构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使用电子机械以节能省力、实现经营多元化、确保金融及其投资的收益、减少新雇佣人数、增加派出人员、压缩承包数额等，其中最重视的是调整雇佣政策。调整雇佣政策首先是因为工资的大幅度上升，且田中内阁的“列岛改造论”和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工人的实际工资急速下降，因而在“春斗”中工会方面要求大幅度提供工资，1974年的工资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32.9%。
“减量经营”的雇佣政策基本方式是减少雇佣人员。例如在东京证券第一部上市的企业中，雇佣人员在1974年，到达最高，其后逐渐下降，1980年减少了10.9%。根据总理府的调查，70年代后半期，就业人员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雇佣人员在下降，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仅占2%左右。从减少人员的方式上看，首先是限制加班、暂时解雇，然后是不增加新人、削减钟点工或临时工等非正式雇佣人员，最后是将员工派遣到其他部门、自动退职、指名解雇等。总的来说，在70年代，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继续维持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的经营方式，较少采用解雇人员的方式。即使业务减少，没有具体工作的中年职员仍然得到雇佣，只是办公桌搬到“不受重用”的窗户旁边，这个群体就是1978年出现的流行语“窗边族”。
在“减量经营”的基础上，企业内部也进行了组织机构改革。例如新设事业部组织、方阵组织、独立经营、新事业部门等，同时改革下属企业承包体制。所谓事业部组织和方阵组织是打破过去生产、销售、研究开发、财务、劳务等各自为政的局面，为某项事业目标将这些部门统一起来，以便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按照市场的变化迅速改变事业目标；独立经营和新事业部门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加具有针对性的机构，例如日本电气公司在1971年制定一个战略计划并加以实施，到1980年分别设置了稳定服务部门、销售专业及附属部门、生产附属部门、专业知识实施部门、软件相关部门等与公司分离的下属企业，以便在节约经营成本的同时，追求企业生产的效率化；改革下属企业承包体制是改变相关企业的组织方式，将过去简单的企业内组织变为阶层结构组织，例如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同步进行无库存合理化体制、松下电器公司的统一计算管理体制等，以便达到统一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流通环节的目标。 (42)
实际上，企业最重要的措施是通过技术改造或革新降低生产成本，节省能源。例如久留米市的普林斯通轮胎公司建于1937年，到70年代石油危机时仍然使用蒸汽动力。因经济萧条而过剩的人员将蒸汽管道用绝缘材料加以包装，结果重油消耗量减少接近一半。特别是在钢铁业、非金属制造业、石油化工业这些巨大能源消耗企业，通常认为其增长率与能源消耗率同步增长，难以节约能源。但在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各企业努力创造节能的技术，结果在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降低了能源消耗量。例如1973年的石油进口为2.9亿千升，1975年为2.6亿千升，生产得到相当恢复的1978年为2.7亿千升。 (43)
使用能源减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变化，即重化学工业的生产增长率逐渐停滞，以电子机械产业为中心的高附加价值产业与服务业迅速增长，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例如钢铁产业在1973年达到最高产量的1.2亿吨，其后开始减产；钢船建造在1975年达到最高的1823万吨，1977年减少到973万吨，1979年进一步减少到400万吨左右。 (44) 与其相反，电器、运输、精密机械等产业却迅速增长。小型电子计算器、电子计算机等在70年代迅速发展，台式电脑从996万台增加到4232万台，轿车也从447万台增加到594万台。产业从钢铁、金属、造船、机械等“重厚长大型”向电子计算器、小型照相机、随身听等轻薄短小型转化。
从70年代的设备投资也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变化。1974年和1975年的设备投资增长率均为负数，1976年和1977年仍然低迷，1978年终于达到10%的增长率，其中60%是非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制造业实际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9.5%下降到1978年的3.8%。 (45)
70年代产业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第三产业的变化与发展。大型超级商场在70年代初的日本较少，但70年代末已经普及到地方。尽管引起零售商店业者的不满，但城市型消费模式最终普及到日本各个角落。汽车销售连锁店、电器廉价店、高尔夫商店、城市餐馆等散布在地方城镇和高速公路两侧。另一方面，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工厂和办公设备自动化等对企业服务的产业不断扩大。除原有的广告、产业信息提供之外，还包括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在内的信息服务、事业管理、警卫、清洁、废物处理等业务。70年代末，这些部门的就业人数和产值均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 (46) 在上述变化的基础上，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较小。
从整个70年代经济发展状况来看，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战后最初的负增长，但到1975年3月开始出现复苏迹象，直到1976年底的22个月之间处在繁荣时期。1977年1月再次进入萧条时期，直到同年10月。其后进入繁荣时期，直到1980年2月，28个月期间实际增长率在5%左右。1973—1980年各国经济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法国为2.5%，美国和联邦德国均为2.3%，英国为0.9%，日本为4%。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970年为2042亿美元，到1979年达到10085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768美元提高到8688美元，美国从8916美元提高到21258美元，但日本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 (47)
1977年11月，福田内阁制定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三全综）。该计划以居住环境的综合完善为目标，提出居住圈构想。居住圈是在考虑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基础上，符合自然地保护和利用国土，以生活圈为地域开发的基础单位。1979年1月，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田园城市国家构想”——为改善城市不稳定的生活基础，构筑与自然协调的富裕居民生活。从1979年到1981年，选定44个模范居住圈，但该构想成为河流管理和郊区住宅开发的借口，而且建设省首先制定了道路修建五年计划，扩大修建道路和港口。
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提出“综合农政政策”，其主要内容为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压缩稻米种植面积、限制开垦农田、鼓励土地流动、放宽征用土地的限制等。与此同时，增加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以整顿和完善生产措施、修建道路和用水设施、完善农村的公共福利设施等。1975年以后，政府陆续提出“综合粮食政策”和“区域农政特别对策事业”等基本方针，提高水稻以外农产品的自给率，根据各地区的状况实施特色农业等。随着大批兼业农户进入城市，作为农民组织的“农协”除农产品生产及流通的基本业务外，也更多地涉及城市的储蓄、信贷、购买生活资料、经营旅店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