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崩溃
针对泡沫经济的出现，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对应措施。1988年2月，政权交易审议会向大藏省提出题为“限制内部交易方式”的报告书，加强了对内部交易的限制。1988年5月国会通过《政权交易法修正案》，1990年12月实施“持有大量股票公开制度”，即持有发行量5%以上股票者5天之内向大藏省提交报告书。1989年5月，日本政府担心地价和股价的急剧上升将带动其他消费物价的上升，开始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将官定利率提高1%，达到3.25%。同年12月，三重野担任日本银行总裁后，果断地连续五次提高官定利率，在1990年8月达到6%。 (26)
日本政府的政策转换不仅较为迟缓，而且对金融机构以外的流通货币也没有采取限制措施。因此，1990年1月4日股票市场平均价格开始下跌，从年前最高的38915日元下降到同年4月28249日元，跌幅达到27.4%；同年5月股价开始反弹，到7月上升到33172日元。但同年8月官定利率提高到6%后，股价迅速下跌到20221日元。1991年日本再次向外国人开放股票市场，外国资本流入日本达1585亿美元，其中486亿美元购买股票，股价波动不大。
1992年外国人购买日本股票的投资减少到87亿美元，日本金融机构也因收益率较低而减少对股票投资的贷款，到同年8月平均股票价格下降到14309日元，只有最高峰时期的37%。大藏省采取“关于金融行政目前运营方针”的紧急对策，其内容包括限制金融机构为决算而卖出股票、利用公共资金购买股票、政府购买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担保不动产等。与此同时，设置“共同债权购买机构”，购买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担保物品。在此基础上，1993年的股价大体保持在2万日元的水平，但在同年10月，大藏省要求东日本铁路公司股票公开措施失败，股价跌落到15671日元。从1994年1月开始，因外国投资家大量购买日本股票，股价再次回到2万日元的水平。
在地价方面，国会在1989年12月通过“公共福利优先”的《土地基本法》，加强对土地交易以及不动产商、金融机构等交易主体的监督。1990年3月，大藏省向各金融机构下发“不动产融资总量限制”的通知，并在4月开始实施。要求不动产、建筑、金融中介等三个行业每个季度向大藏省报告融资的状况，但住宅金融专门公司及农林系统金融机构不包括在内。以其通知为契机，达到高峰的不动产市场一举恶化。在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中，不动产担保约占62%。1991年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对象的不动产相关产业出现经营危机，不能偿还贷款，波及金融中介机构经营状况。
1992年初，地方的地价继续上升，例如大阪地区的公示地价比前一年上升56.1%，但东京的住宅用地价格上升仅为6.6%，其后住宅用地价格开始下降。1992年3月27日，国土厅宣布地价17年来第一次下降，同年全日本平均地价下降8.4%，其后逐年下降，泡沫经济全面崩溃。
泡沫经济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大量不良债权，也成为日本经济其后长期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定义上讲，不良债权是指贷款对象破产不能收回的贷款以及半年以上为支付利息的延缓贷款。不良债权的形成主要有三种途径，首先是商业银行对那些以土地为担保的不动产业、建筑业、金融中介机构所做的大量融资因地价和房地产价格暴跌而成为不良债权，其次是金融机构对问题企业追加融资造成的新增不良债权，另外还有经济长期衰退造成的不良债权。因此，把握不良债权的规模十分困难，据1992年7月16日正式发表的统计，7家住宅金融专门公司截至1992年3月负债13.97万亿日元；同年10月39日，大藏省宣布21家城市银行9月底不良债权12.3万亿日元，比3月底增加54%。
1991年3月，三和信用金库作为金融机构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第一家破产事例。 (27) 同年11月20日，大藏省估计1991年度税收将减少2.7万亿日元。同年11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96.1，是两年10个月以来第一次下降。1992年2月19日，经济企划厅宣布1991年1—3月为经济繁荣的高峰时期，其后开始迅速衰退。1992年9月，“日产”汽车制造厂发表中间决算报告，经常收支出现142亿日元的赤字。1994年1月24日，汽车生产比上一年度减少10.2%，为连续三年减少。140家超级商场1993年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度减少2.4%，118家百货商店销售额连续两年减少。同年5月10日，经济企划厅长官宣布经济萧条已达37个月，为战后最长。同年6月21日，纽约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日元突破100日元，达到1美元兑换99.85日元。
泡沫经济高涨时，企业不仅可以从银行获得大量利率较低的贷款，而且企业持有的土地和股票价格上升使资本额增加，同时也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发行新股票筹措资金，但泡沫经济崩溃后，企业获得资金的各种渠道堵塞。另一方面，企业在1987—1991年的大量设备投资出现过剩局面，盈利减少反过来影响到进一步的投资，陷入恶性膨胀之中。据日本兴业银行的调查，1992年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比上一年减少2.5%，1993年又下降5.4%。其中制造业设备投资在1992年下降11.8%，1993年进一步下降12.9%。与设备投资的相关产业销售下降，产业机械、工程机械、电气机械、半导体、机器人及相关产品、钢铁、水泥、住宅和工厂的建筑材料等出现大量过剩。实施终身雇佣制的电子、电机、汽车等产业大型企业采取减少新雇佣人员、大幅度减少加班活动、解雇临时工人，同时将危机负担转嫁到下属承包的中小企业，这些承包企业纷纷倒闭。1991—1992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连续两年超过1万家，失业率上升到3%以上的水平。
企业大量压缩和节约饮食娱乐、接待购物和职员旅游等交际费用，导致饭店、旅馆、高级餐厅、酒吧、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出租车等以“企业集团消费”为主的服务行业销售下降。1988年，日本大企业的交际费高达4.3万亿日元，这些费用的急剧减少直接导致服务行业的萧条。与此同时，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减少，未来收入悲观，导致国民消费倾向下降，进一步引起经济衰退。
9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增长率与其他发达国家发生明显逆转。1980—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0%，美国与联邦德国分别为3.0%和2.2%；日本出口增长率为5.3%，美国与联邦德国分别为5.2%和4.4%；日本国内投资增长率为5.3%，美国与联邦德国分别为3.4%和2.0%。但在1990—1995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1.0%，远低于美国的2.6%；日本的出口增长率为0.4%，无法与美国的7.3%相提并论；日本的国内投资为0.8%的负增长，美国是4.1%的正增长。 (28)
通常情况下，大藏省利用传统的“护送船队方式”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即特定金融机构经营状态发生危机时，大藏省指示经营状态较好的金融机构将其救济性合并，以维持金融体制的稳定性。三和信用银行破产时大藏省非正式要求东海银行将其救济性合并，但该事例是金融机构原封不动地救济性合并经营破产金融机构的最后一次。东邦相互银行经营状态恶化后，有储蓄保险机构提供的资金，伊予银行将东邦相互银行救济性合并，但后来由于保险机构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因而到1992年以后“护送船队方式”难以继续。
尽管宫泽首相希望利用公共资金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自民党内也有部分议员提出类似建议，但包括金丸信、小泽一郎等多数议员反对，其原因一方面担心社会舆论追究执政党监督宏观经济及金融机构运营的责任。另一方面，宫泽首相在自民党内影响力较弱，完全处在竹下派控制之下。大藏省之所以坚决反对利用公共资金处理不良债权，也是出自追究其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的责任。
尽管在细川护熙政权和羽田孜政权时期，不仅经济界向政府提出利用公共资金处理不良债权的建议，即使在联合执政党内部也有利用公共资金对应不良债权问题的方案，但最终未能实现。其原因一方面是大藏省的坚决反对 (29) ，另一方面，两届政权均为多党派联合政权，在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利用公共资金处理不良债权的状况下，难以统一执政各党的意见。
为刺激经济恢复景气，日本政府采取扩张性经济对策。首先宫泽喜一内阁在1992年8月实施“综合经济对策”，投资规模达到10.7万亿日元，其中公共投资为8.6万亿日元；在1993年4月再次实施“新综合经济对策”，投资规模为13.2万亿日元，其中公共投资为10.62万亿日元；细川护熙内阁在1993年9月实施“紧急经济对策”，投资规模6.2万亿日元，其中公共投资5.15万亿日元；在1994年2月再次实施“综合经济对策”，投资规模15.25万亿日元，其中公共投资12.8万亿日元。 (30) 同时，日本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发行大量国债，但均未出现明显效果，1992年度和1993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4%和0.5%。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