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竹下登内阁
1987年10月，中曾根首相延长一年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因而总裁选举计划在10月8日开始。参加竞选的有竹下登干事长、安倍晋太郎总务会长、宫泽喜一大藏大臣，三人被舆论视为自民党的“新领袖”。与旧政治家相互之间激烈的争夺权力不同，“新领袖”们注重协调，在表示竞选后三人进行过五次会谈。但协商无结果，最后委托中曾根首相裁决。由于竹下派在自民党内具有优势，而且与宫泽派和中曾根派的关系较好，因而在中曾根首相在10月20日宣布指定竹下登为后任自民党总裁。在10月31日的自民党临时大会上，竹下当选为新总裁。11月6日召集临时国会，众参两院指名竹下登为内阁首相。
1988年1月12日，竹下首相访美，并在第二天与美国总统里根会谈，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日本为世界做贡献。竹下首相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提出了“外交四原则”，即外交政策具有连续性、反映自己意志的主体性外交、以日美关系为基轴、自觉承担国际责任，在此基础上建设“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
1988年5月4日，竹下在访欧途中提出日本外交的三原则，即为和平加强合作、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扩大政府开发援助。为和平加强合作主要强调用外交努力巩固国际和平、对防止纷争的国际活动予以合作、积极参与纷争的和平解决、加大对难民的援助、增加对纷争国家战后复兴事业的援助。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则希望通过加大人员交流、对海外日本研究及日语教学提供资助、资助扩充文化合作机构，在世界各国培养“知日派”人士，加深各国对日本的“理解”。
竹下首相在1987年11月29日的施政演说中强调“增进同韩国、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等近邻国家的关系乃是重要的课题”。1988年5月5日，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日本援助中国东北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地区恢复、北戴河实验站建设、1988年度日本政府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文化合作赠款及日本政府为协助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无偿援助等四个项目的换文在北京签字。5月9日，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中日战争没有侵略意图”“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事件”等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遭到中国和韩国媒体的批判，在野党也追究竹下首相的责任。奥野被迫辞职。
198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之际，竹下首相访问中国。在两国首脑会谈中，竹下首相强调“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重申“日本政府以对过去历史进行严肃反省为出发点，以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及日中关系四项原则为依据，继续重视和发展日中关系的政策不变”。同时表示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力所能及的合作，“日本政府将从1990年开始的六年间向中国提供约8100亿日元的新的政府贷款”。此次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主要用于建设水力发电站、宝鸡至中卫铁路、扩建六处港口、云南化肥厂、引黄水渠等与发电、铁路、港口和农业技术改造有关的45个项目，比总额为4700亿的第二批对华日元贷款增加了70%。 (37) 同年8月27日，中国外贸部部长郑拓彬和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有助于中日两国经济、科技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为促进“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和技术转让开辟了道路”。
竹下政权的最大课题是实施大型间接税，以便解决政府财政危机问题。1988年3月10日，竹下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出有关实施大型间接税的六个疑问，即税制改革是否弱化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是否加重中间收入者的不公正感、是否加重低收入者的负担、能否简单地提高税率、对经营者是否税率过低、新税制能否成为通货膨胀的因素等。后来自民党又加上能否转嫁到商品价格、是否会出现偷税漏税、是否成为地方自治体财政的障碍等三点疑问，并为此进行大规模地宣传。政府与自民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社会讨论，使国民逐渐认识到实施大型间接税的必要性。 (38)
政府税制调查会在同年4月提出“有必要实施范围广、负担轻的新型消费税”的咨询报告，其后自民党以党的税制调查会为中心开始起草消费税法案。原来一直反对消费税的“日商”表示有条件地赞成，其他“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等财界三团体均支持实施消费税。政府与自民党在6月决定了税制改革大纲，但在税率问题上产生分歧，大藏省主张为5%，自民党要求较低税率。最后竹下首相决定税率为3%，从1989年4月开始实施，同时为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设置了经营者免税制度和简易课税制度。
竹下首相在1988年7月召集临时国会，正式提出《消费税法案》《所得税法修改法案》《消费让与税法案》等税制改革六法案。在野党提出首先通过1.3万亿日元减税法案的要求，得到竹下首相的同意。尽管如此，消费税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阻力较大。特别是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各种手段反对，同时极力追究此时已经曝光的政治家非法接受未上市股票事件，使国会审议时常陷入停顿。作为国会对策专家的竹下首相与自民党领导机构成员协商，采取离间在野党的战术，也就是接受公明党、民社党提出的修改意见，即实施消费税后半年内灵活处理、提高退职金扣除下限、提高卧床不起老年人的抚养费下限等。这样一来，公明党、民社党参加国会审议并采取部分赞成的态度，11月税制改革相关法案通过众议院的审议。在参议院，尽管社会党、日本共产党实施“牛步战术”等彻底抵抗策略，表决时间长达26个小时，但终于在24日通过参议院的审议，消费税相关法案成立。为此自民党两次延长国会会期，使该届临时国会达到历史最长的163天。
为振兴地方经济，建立完善的生活基础，竹下首相提出“故乡再生论”。经过政府内部的讨论，决定实施“市町村1亿日元事业费”，即不论人口规模多少，每个市町村发放1亿日元，其用途完全由市町村自己决定。另外，专门设立“故乡再生特别对策事业费”，地方自治体可以发行公债进行某项振兴地方经济的事业，其债务的一半由国库通过地方交付税的形式支付。
1988年7月，日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三个牛肉和柑橘协议，日本逐步取消对牛肉和柑橘的进口限制。在到1991年3月为止的三年内，日本每年增加六万吨牛肉进口，从1991年4月起实现牛肉进口自由化，同时调整牛肉的进口关税。1991年度从25%提高到70%，1992年度降到60%，1993年度降到为50%。柑橘从1991年4月进口自由化，此前每年增加2.2万吨进口。浓缩橘汁从1992年4月起进口自由化，此前从1988—1990年每年增加4000吨进口，1991年增加7000吨进口。 (39) 与此同时，竹下政权投入1500亿日元的资金，用于提高日本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但仍然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导致自民党在1989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 (40)
1987年底，昭和天皇查明患癌症并动手术，身体有所好转，但从1988年8月起状况恶化，依靠输血和输液维持。在此过程中，出现各家电视台中止娱乐节目、演员延期举行结婚仪式、中小学校中止运动会、停止举办焰火大会等“自我约束”现象。另一方面，有关天皇或天皇制的言论也遭到压制。10月13日，静冈市民团体“思考天皇制市民联络会议”计划召开集会，但静冈市拒绝提供会场。12月7日，长崎市长在市议会上回答质询时说“天皇有战争责任”，自民党长崎县联合会迫使其取消发言，甚至右翼邮寄子弹进行恐吓。 (41)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同日早上的内阁会议决定，立即在皇居举行继承三件神器以及皇太子明仁的即位仪式。下午，竹下内阁召集由有识之士参加的“有关年号恳谈会”，在“平成”“修文”“正化”三个年号中选择“平成”作为新年号，由小渊惠三官房长官通过电视向社会各界宣布。新年号出自中国《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2月24日，举行天皇葬礼，164个国家和27个国际组织约9800名代表参加，沿途有75万民众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