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在野党
从70年代末开始，社会党大幅度地转换其政策。1979年8月，社会党内部的“自主管理研究会”发布批判党的纲领性文件《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同年11月，飞鸟田一雄作为现任社会党委员长首次访问美国，回到日本后表示在协商的基础上废除日美安保条约。1980年1月，社会党与公明党达成两党联合政权协议，在政策大纲中表明承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等。由于社会党放弃了原来主张的“全在野党联合”路线，将日本共产党排除联合政权在外，体现出明显的右倾趋向，遭到日本共产党的猛烈批判，将“社公协议”视为“反共保守联合”路线。 (47) 1980年5月，飞鸟田委员长表示搁置“非武装中立”政策。1981年8月，飞鸟田委员长在社会党自治体政策研究集会上表示冻结社会党与公明党的协议。
早在1980年12月，社会党社会主义理论中心发表题为《80年代日本内外形势的展望与社会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现代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通过以社会党为中心的联合政权进行渐进式改革。另一方面，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矛盾，不能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理想。 (48) 尽管在党内也遭到质疑，但1981年10月，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上述文章作为党的方针，并准备修改《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同年12月，飞鸟田再次当选社会党委员长。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飞鸟田委员长提出“百万党建设运动”，增加党员人数。但其结果并不理想，仅从1979年的4.3万人增加到1983年的6.4万人。 (49)
1982年11月，社会主义理论中心再次发表题为《创造新的社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的文章，强调在各个领域进行社会变革，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重视抵抗、参加、介入等斗争手段，通过社会各个阶层的自立与合作，形成多数人参加的组织等。 (50) 同年12月，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多数赞成将其作为党的文件。
在1983年6月的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的议席没有变化，但在比例代表区获得的选票与公明党不相上下，飞鸟田委员长引咎辞职。同年8月，石桥政嗣无投票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田边诚为书记长，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6个议席。石桥委员长提出“新社会党”的口号，并在与小林直树教授的对谈中赞成“自卫队违宪合法论”。 (51) 即从宪法第九条来看自卫队的存在不符合宪法精神，但建立在国会决议的基础上，也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可，因而合法。1984年2月，社会党计划将“自卫队违宪合法论”作为年度运动方针，但因党内左派反对，石桥委员长只好解释为“自卫队不适合法律”。1985年1月，石桥委员长在社会党大会上强调发展新社会党路线，但在同年12月，因党内左派的反对，社会党大会未能表决全面改变路线的《日本社会党新宣言》（简称《新宣言》），到1986年1月才通过该宣言。
《新宣言》放弃了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声称社会主义是以“尊重人”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不再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吸收了“结构改造论”的某些观点，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看作是社会改革的过程，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不断行动、不断发展、不断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不断改革，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不断增长，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不再提社会党是“阶级性群众政党”，而是“代表所有国民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新宣言》认为“联合政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承担者”，“今天在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联合政权将是很平常的”，因而社会党“在政权问题上同任何政党都积极打交道”。
在实际行动上，社会党也开始接近执政的自民党。表面上社会党仍然处在与自民党对立的位置上，但经常与对手协商行事。即使在国会中出现个别自民党强行通过、社会党坚决抵抗的局面，也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或默契，至少是事先已经打过招呼。社会党大幅度地转换政策的背景首先是“总评”工会的转向。1979年，“总评”表示执行“开放”的方针，将与社会各阶层合作，进行联合斗争。1984年12月，自民党干事长金丸信与“总评”议长黑川武进行历史上首次会谈。1985年政府实施三大国营企业（国铁、电信电话公社、烟草专卖公社）民营化措施进一步削弱了“总评”的力量。国营企业的民营化使雇佣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例如民营化后的三大企业的工人从61万下降到44万。80年代后半期，四大全国性工会逐渐统一。1987年“同盟”与“中立劳联”相继解散，加入新成立的日本民间工会联合会（简称“联合”），“新产别”也在1988年宣布解散，加入“联合”。1989年“总评”解散，与“联合”共同组成日本工会总联合会（亦简称“联合”），共拥有78个行业工会及798万会员，占有组织工人的65%，山岸章当选为第一任会长。
同月，日本共产党系统的工会组成“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简称“全劳联”），拥有会员140万，议长为松本道广。另外，未参加“联合”“全劳联”的社会党左派系统工会在12月组成“全国劳动组合联络协议会”（简称“全劳协”），拥有会员50万，议长为宫都民夫。工会组织的重新分化组合的背景是组织率逐渐降低，1949年为最高的55.8%，1970年为35.4%，1989年进一步降到25.9%。 (52)
在1986年7月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中，由于社会党减少17个众议院席位和1个参议院席位，石桥委员长引咎辞职，土井多贺子以较大优势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为日本最早出现的女性担任党最高领导。土井委员长提出建立开放性政党，主张与市民团体结成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将党的社会基础从以工会为中心转移到以一般市民团体为中心，“与党外人士携手重建社会党”。1988年2月，在土井委员长的坚持下，社会党决定实施合作党员制度。所谓合作党员每月交纳500日元党费，没有党内领导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不能成为公职选举党的候选人，但具有委员长选举时的投票权，可以不参加党的活动。 (53)
借助国民反对消费税与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及宇野首相的女性丑闻，土井委员长率领的社会党获得大量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选票。1989年7月，社会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从选举前的11席猛增到29席，从都议会中的第四大党成为第二大党。在同时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从上一次选举的22席猛增到53席，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同年12月，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提出废除消费税等相关9法案，尽管这些法案通过了参议院的审议，但在众议院受阻成为废案。
由于遭到其他在野党的排挤，日本共产党在80年代势力有所减弱，尽管在国会选举中所得选票仍然停留在500万—600万张左右，但在众议院的议席从最高的41席下降到1990年的16席，在参议院的席位也降到1989年的14席。尽管如此，日本共产党坚持批判自民党内外政策的立场。在1982年7月第16次党大会上，强调阻止核战争、全面禁止并废除核武器，批判“第二临调”的行政改革方针，主张进行国民本位的行政改革以及自主的经济外交等。在该次大会上，选举宫本显治为议长，不破哲三为委员长，金子满广为书记局长。
日本共产党反对中曾根政权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增加日本防卫力量、防止间谍法、参拜靖国神社、大企业保护主义等政策，并在1985年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在昭和天皇去世时，该党发表追究天皇侵略战争责任的声明。针对80年代力量衰退的现象，该党反省后认为过于重视机关报读者群的扩大，忽略了为增加党员人数而努力。 (54)
1982年的公明党代大会承认“综合安全保障政策”，进一步接近自民党的主张。反对中曾根政权的保守政策，甚至在1984年9月参与支持二阶堂进任自民党总裁的活动。1985年2月，竹入义胜委员长与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会谈，协商联合政权问题。在1986年7月的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中，公明党的议席均有减少。同年12月，公明党大会选举矢野绚也为委员长，大久保直彦为书记长。尽管1987年5月矢野委员长与社会党土井委员长就再次协商联合政权达成一致意见，但同时与自民党达成支持税制改革的协议，并在1988年国会审议消费税相关法案时采取赞成的态度。1989年5月，矢野委员长因涉及股票内部交易问题而辞职，公明党临时大会选举石田幸四郎为委员长，市川一雄为书记长。但在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或者支持自民党政治改革派的政策选择上，公明党及其支持团体创价学会仍然犹豫不定。 (55)
1981年1月，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建议国会做出“自卫队符合宪法的决议”。1983年12月，大选失败的自民党与新自由俱乐部联合组织政权，民社党认为“真正的联合时代已经到来”，积极向自民党靠拢，被社会舆论视为“第二个自民党”。1984年3月，民社党表示理解防卫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1985年3月，佐佐木辞去委员长职务，塚本三郎当选为委员长。1989年2月，塚本委员长因涉嫌“利库路特案件”辞职，永末英一当选为新委员长。
进入80年代以后，各党之间的路线纲领和政策方针发生较大变化，相互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即使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也是如此。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意识的趋同化与保守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选民不断增加也反映了国民意识的趋同性。70年代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支持保守系政党的选民和支持革新系政党的选民各占30%，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浮动票占40%，而且各个政党及其支持团体的关系较为稳固，如自民党与“农协”组织、社会党与“总评”工会、民社党与“同盟”工会、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宗教团体等。到80年代，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浮动票上升到60%，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数字进一步变成80%。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