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推销商”
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约定逐步开放市场。因此，1960年6月24日，岸信介内阁制定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指出自由化不仅是世界经济的要求，对日本经济也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在实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扩大就业出口、加强经济合作、提高产业结构、改善农业及中小企业、修改关税税率及其制度等政策的基础上，推动对外贸易汇兑的自由化。计划的具体目标是3年后自由化率从40%提高到80%，如果实施石油煤炭自由化可达到90%。1961年7月，池田勇人内阁制定“贸易及汇兑自由化促进计划”，决定提前半年，即1962年10月实现90%的自由化率。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力。1957年3月欧洲共同体成立后，不仅参加共同体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和废除关税，同时要求其他国家也实行贸易自由化，否则实施贸易进口限制。另一方面，美国也要求日本尽快实行贸易自由竞化，1959年在东京召开《关贸总协定》大会时，专门讨论了美国要求的贸易自由化问题。美国代表甚至扬言：“如果现在日本限制从美元地区的进口且不尽快实施对受到区别对待的大豆、铣铁等10种商品自由化，美国将对日本商品采取进口配额制度。” (21)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为改善因新安保条约受到影响的日美关系，任命熟悉日本历史文化的赖肖尔为驻日大使。赖肖尔到任后积极接触工会干部、知识分子，并以近代日本为典型事例大力宣扬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带来现代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池田首相为加强日美关系，特别是经济合作关系，同时也显示“安保斗争”后日本政治、经济的稳定性而计划访问美国。在访问前夕的6月12日，政府颁布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法及自卫队法修正法，将陆上自卫队增加到13个师团。
同年6月19日，池田首相到达美国，第二天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就维也纳美苏首脑会谈、停止核试验问题、中国及韩国问题等交换了意见。第三天在美国总统专用游艇上继续会谈，日本内政、中国及韩国问题成为中心话题。22日双方发表了日美共同声明，其中约定设置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科学合作委员会，明确表示日本对冲绳的潜在主权，为此冲绳的公共建筑物节假日可悬挂日本国旗，同时美国进一步努力增加冲绳的福利。
1961年7月18日，国防会议决定了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主要内容为在未来5年内，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建立能够应付以传统武器装备的局部入侵的防卫力量，即加强导弹的装备；陆上自卫队达到18万人，预备役自卫官3万人，海上自卫队拥有舰艇14万吨，航空自卫队拥有飞机1000架，建立4支防空导弹部队，所需经费1.2万亿日元，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2%。 (22) 同年11月2日，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召开，确认推动日美经济合作。
在日韩关系上，1960年9月，池田内阁的外务大臣小坂善太郎作为战后正式使节访问韩国，与伊谱善总统、张勉总理、郑一亨外长进行会谈，约定重开日韩会谈。10月，开始第五次日韩会谈。日本代表提出首先就渔业问题进行谈判，韩国最重视请求权问题。到1961年3月，双方立场接近，自民党内也设置了“日韩问题恳谈会”，以野田卯以为团长的8名自民党议员在5月6日到12日访问韩国，外务省亚洲局长一同前往。 (23) 但韩国在5月16日发生军事政变，会谈中断。
1961年7月，朴正熙就任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掌握国家政权，随后向日本提出再开会谈的要求，日本表明给予响应，因为在池田首相访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表示“日美双方就两国与韩国的关系交换了意见”。结果同年10月开始第六次日韩会谈，11月朴正熙访日与池田首相会谈。韩国提出6亿美元的赔偿，日本主张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及经济合作，难以达成妥协。其后新任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与韩国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泌进行会谈，并达成日本方面无偿提供3亿美元经济援助和2亿美元日元贷款的协议，但因韩国国内政局不稳中断会谈。1964年春，池田内阁的农林大臣赤城宗德以渔业问题为中心与韩国进行会谈，但也很快无果而终。
同年11月，池田出访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四个国家。在与各国首脑的会谈中，池田的话题几乎全部围绕经济，其内容多为自由主义经济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并以明治维新和战后的经验加以说明。 (24) 面对印度希望日本进口棉花、砂糖等要求，池田首相指出其商品价格高质量低，希望对方采取现代化生产，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巴基斯坦的首脑会议上，池田答应尽快建设合作生产收音机、电视机；在泰国，签署了处理战时日本军队在泰国发行日元的《日本与泰国关于解决特别日元的协定》，约定5年内用英镑支付54亿日元的债务，另外提供96亿日元的经济合作，泰国用这些资金购买日本的生产资料等产品和劳务费。
在60年代上半期，自民党内部也有不少国会议员为推动中日关系积极行动。早在1959年9月，石桥湛山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确认“政治三原则”。10月，松村谦三访华也与周恩来总理会谈。1960年2月，石桥派成员宇都宫德马等议员组成“中日邦交改善研究会”，三木派成员松村谦三等议员组成“中国问题研究会”。1960年夏季，日中贸易促进会铃木专务理事访华，周恩来总理在与铃木的会谈中提出“政府间协定、民间协定、个别照顾贸易”的“贸易三原则”。民间协定是中国指定的“友好商社”进行的贸易，1960年11月以后，商社和协定不断增加，中国方面以全国总工会为窗口，日本方面以“总评”和社会党为窗口，从中国进口生漆、板栗、中国料理材料等，日本出口农业机械、农药等。
1962年9月，松村谦三再次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达成“通过政治、经济方面的积累迈向两国关系正常化方向”的共识。当时中国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准备开始第三次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需要扩大与日本的贸易经济关系。因此，同年10月以高崎达之助为团长的42人大型经济使节团访问中国，与中国亚非合作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交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以两人姓名的英文开头字母命名为“LT贸易”。
1963年以后，中日之间人员往来频繁，贸易量也不断增加。但池田政权在8月20日批准利用日本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后，台湾政权立即以“进出口银行系日本政府金融机构，利用该银行的资金已超越民间贸易的范围”为由，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下令召回“驻日大使”，宣布暂时停止台湾与日本政府间的贸易。美国也表示反对态度，池田首相请求前首相吉田茂在1964年2月23日以私人身份“出访台湾”，三次与蒋介石会谈，回日本后提出所谓的“吉田书简”，其内容主要是日本对中国的融资仅限于民间商业贷款、日本政府无意在1964年度再次批准使用进出口银行贷款等。尽管同年4月第三次访问中国的松村谦三与中国方面达成互换记者和互设贸易联络事务所的协议，其后中国在东京开设事务所，记者交换也得到实现，但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7月访问了台湾，并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台湾政权，中日关系改善的步伐停顿下来。
1962年11月4日，池田首相出发访问西欧地区的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6个国家和梵帝冈，主要目的是日本加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撤销对日歧视性进口限制、密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等。当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有欧洲18个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日本仅为该组织下属机构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在双边贸易方面，英国、法国、荷比卢（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经济同盟）援引《关贸总协定》第35条的规定（成员国双边国家尚未谈判关税以及尚未同意缔约时可保留运用《关贸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对进口日本产品实施限制；当时欧洲共同体有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个国家，在人口、贸易额、船舶保有量、经济增长率等方面均超过美国，虽然人均产值还落后美国，但市场规模与美国并驾齐驱。尽管如此，日本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贸易量较小，1961年日本出口的28%是对美贸易，对欧洲共同体贸易仅占5%。 (25)
池田首相首先访问联邦德国，与德国总统、总理、经济部长、外长等会谈后，发表了日德联合公报，其中提到“两国首相就下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再次确认日本参加OECD的愿望，并朝其方向强化日本与OECD的关系”；在法国，池田首相与法国总统、总理、外长等会谈，并要求法国撤销援引《关贸总协定》第35条规定。法国总理明确表示在有效保护法国利益的条件下取消援引第35条规定，在联合公报中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关于《关贸总协定》的悬案”表示，并支持日本参加OECD。因池田首相过于重视经济问题，结果被法国总统戴高乐评价为“半导体推销商”；在英国，池田首相与英国首相共同出席了关于两国通商航海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的会谈，约定撤销援引第35条规定，给予最惠国待遇，英国方面表示支持日本加入OECD；比利时、荷兰也表示撤销援引第35条规定，比利时、意大利表示支持日本加入OECD。
1963年2月20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通告日本成为《关贸总协定》第11条款国，即禁止以国际收支为由限制贸易。为对应贸易自由化，强化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通产省起草了《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以“官民协调”的方式对汽车、特殊钢材、石油化工三个产业实施企业改组及其合理化。该法案在3月由内阁提交国会审议，但遭到已经具有自信的经济界以及学界的强烈反对，认为该法将强化官僚的权限，束缚产业的自主经营及竞争能力。在野党批判该法使禁止垄断法形式化，自民党也较为消极，该法案最后以审议未完成为废案。其后又两次提交国会审议，均未成立。
1963年9月到10月，为加强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及经济合作，池田首相访问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1964年4月1日，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国，即禁止以国际收支恶化为由限制汇兑交易，日元成为可兑换货币。同年4月28日，日本加入OECD组织，不仅成为开放经济体制，而且也加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