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赳夫政权
1976年12月17日，三木首相表示承担选举失败责任而辞职。23日，自民党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一致选举福田赳夫为新总裁。福田任命大平正芳任党干事长，田中派江崎真澄任总务会长，三木派河本敏夫任政务调查会长。24日，众参两院首相指名选举。因为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议席数十分接近，众议院投票福田以255票超过半数一票的结果当选。福田首相就任后表示“右边是通货膨胀，左边是通货紧缩，一步走错日本经济将产生较大混乱”，因而在组阁时特别重视经济方面的内阁成员。任命原大藏省资深官僚宫泽喜一为经济企划厅长官，原大藏省资深官僚村山达雄为大藏大臣，任命石田博英为劳动大臣。
1976年底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前一年相比不到1%，11月企业倒闭1600家，完全失业人数也超过100万。9月东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前一年同期比增长9.3%。12月经济企划厅发表的《1976年经济的回顾与课题》表示“景气自动恢复力较弱”，建议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的景气对策。因此，福田内阁在编制1977年度政府预算时注意物价稳定、恢复景气、财政健全化三个方面。另外，政府为刺激经济景气而扩大公共事业费，使之成为比前一年增长17.4%的大型预算。同时，为满足财界、工会、女性团体等大幅度减税一万亿日元的要求，减少3500亿所得税，导致财源严重不足，只好发行8.5万亿日元的国债，预算比重为29.7%。 (29)
福田赳夫本来是“稳定增长论者”，主张慎重发行国债，但为刺激景气只好扩大公共事业费和减税。尽管如此，在野党仍然要求增加减税。由于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执政党人数与在野党相同，首次按照在野党的要求修改预算方案，增加3600亿日元的减税。尽管如此，经济景气仍然恢复很慢。福田内阁加大了刺激经济的力度，不仅在3月、4月、9月连续三次降低官定利率，而且在9月实施了追加2万亿日元公共事业费的综合经济对策。福田首相同年5月参加第三次西方国家首脑会议时曾表示1977年度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实现6.7%的目标。加拿大从第二次会议成为会议成员，此次会议欧洲共同体参加，会上提出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牵引车以及“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等议题。
尽管如此，在1977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保持了相对稳定。加上非改选议席，自民党为124席，社会党56席，公明党28席，日本共产党16席，民社党11席，新自由俱乐部4席，其他12席。
为改善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1977年3月在东京召开日本—东盟论坛。当时东盟成员国除1976年的5个创始国，即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外，还有文莱。当时东盟正在探讨“共同工业化项目”，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因而邀请日本参加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同时也邀请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在参加完东盟首脑会议和扩大会议后，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福田首相发表了题为《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说，提出了所谓的“福田主义”，其主要内容为：（1） 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 建立与东南亚各国的“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限于政治、经济，还包括社会、文化的多方面关系；（3） 日本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积极与东盟各国加强合作、紧密联系，与印度支那各国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30)
在与各国的首脑会谈中，福田赳夫首相提出了日本提供100亿日元建立“文化交流基金”的设想，并对东盟提出的“共同工业化项目表示给予合作，商议金额为1000亿日元。在双边合作项目上，有偿援助1600.4亿日元，无偿援助89.3亿日元，技术合作99.9亿日元，合计为1789.6亿日元，折合美元约6.7亿美元。 (31)
1977年11月，福田赳夫首相改造内阁，建立自己的实力内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除任命河本敏夫为通产大臣外，还专门任命原驻美大使牛场信彦为对外经济担当大臣，以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与此同时，编制了1977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方案和1978年度预算方案。为刺激经济恢复景气，公共事业费年度预算为5.2万亿日元，补充预算为3700亿日元，为此发行总额为10.58万亿日元的国债，国债依赖率达到37.8%，大大超过了福田首相承诺的控制在30%以内。在野党对此表示反对，并要求减税1万亿日元和提高福利养老金。最初福田赳夫首相以“公共投资更有波及效应”为由加以拒绝，但最终对预算法案作出包括减税3000日元在内的修正。 (32)
1977年初，福田赳夫首相指示有关当局在年度内新成田国际机场正式运营。政府出动防暴警察准备拆毁反对派在岩山建设的大铁塔，反对派在成田市三里塚第一公园召开有2.3万人参加的集会和游行。5月2日，千叶地方法院做出拆毁铁塔裁决，政府出动5000名防暴警察拆毁了铁塔。结果引起反对派的愤怒，在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有大学生和警察死亡。同年11月25日，福田内阁决定1978年3月30日为新机场正式运营日，强制性搬走仍然留在第一期工程内的一家农户。1978年3月26日，反对派20名成员通过机场排水沟进入机场，占领机场管制塔，并破坏了部分设备，整个机场处于麻痹状态，政府只好决定正式运营时间延期50日。5月20日，成田机场正式运营，但第二条跑道迟迟不能动工。
70年代中期，针对远东地区美国整体势力的衰弱以及苏联军事力量增强的状况，日本在加强自身防卫力量的基础上，积极谋求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具体化和有效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协商，日美两国在1978年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防止侵略、日本遭到武力攻击以及远东地区发生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时作了具体的规定：第一，双方为预防对日本的武装入侵，应建立有效的防卫合作态势。第二，当日本受到武力进攻时，日本负责领土及周边海域、空域的防御作战，美国负责攻势作战及对日支援作战。第三，在远东地区发生危机日本安全的事态时，日美双方要进行密切的合作，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磋商，并事先研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日本为美军前来支援提供必要的各种方便。由于前两项主要涉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合作问题，所以到1984年时双方已经制定相应共同作战计划，但第三项有关“远东发生不测事态时日美进行合作”只是笼统地提出日本要给美国“提供便利”，但对提供何种便利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1974年中日“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海运协定”签订以后，两国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中国不仅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更是其在亚洲最有潜力的市场。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1978年3月，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同年5月，“新日铁”与中国签订合作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协议。但在谈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福田内阁最初较为消极。作为忍耐与慎重的政治家，上台之初的福田赳夫首相担心中苏对立，而且1976年9月苏联米格25战斗机迫降北海道函馆机场、飞行员亡命美国、防卫厅与美军将飞机解体检查的事件使日苏关系发生裂痕，同年12月苏联宣布设置200海里渔业专属水域使日本面临渔业问题，因而福田赳夫首相第一次组阁时任命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鸠山一郎首相之子鸠山威一郎为外务大臣，以改善日苏关系。 (33)
当时苏联也对日本政府施加了压力，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另外，日本国内的“慎重派”、自民党内亲台势力和右翼团体也反对缔结条约，其理由为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钓鱼岛归属问题、霸权条款问题等。进入1978年以后，面对苏联不断增大的威胁，美国支持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5月3日，福田赳夫首相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时，后者表示“希望能更积极地进行”。中国方面也表示中苏条约名存实亡、搁置钓鱼岛争议、反对霸权不针对特定国家，福田赳夫首相遂表示全面支持对缔结条约持态度积极的圆田直外务大臣，并亲自出面劝说亲台湾派议员。 (34) 8月12日，中日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内容为：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等。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作为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条约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