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党联合政权设想
尽管社会党在1972年和1976年举行的大选中恢复到118席和124席，但由于众议院总议席从467席增加到511席，因而社会党的议席占有率也从1960年的30.8%下降到1976年的24.3%。 (58) 从国际上看，1966年中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以及1968年华沙条约集团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影响到日本选民对社会主义政党的印象。
实际上，在社会党势力相对减弱的现象背后是社会结构以及国民追求目标的变化。首先随着工业化的迅速进展，大批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工薪劳动者，参加工会的工人也从1949年的666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1247万人，但组织率却从55.8%下降到34.4%；另一方面，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实际收入也随之增加。1966年工厂劳动者的年工资增长率为10.6%，1970年为18.5%，1974年达到创记录的32.9%。 (59)
由于石油危机及经济危机的影响，“春斗”提高工资的要求遭到扼制。1975年工会方面提出增长工资30%以上，“日经联”提出的标准是15%，最终结果只达到13.1%，其后工会的要求一再受挫；另一方面，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产业结构从“重厚长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化时期，这种转化带来的就业革命削弱了工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75年“国铁”等国公营企业工人为争取罢工权而举行的罢工遭到失败后，“总评”的斗争方式也逐渐转向以劳资协调为主。
社会党未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基层组织不健全自始至终伴随着社会党，即社会党的组织成员太少，难以进行有效的大众动员，制约了其力量的发展。直到1977年，社会党只有4万多名党员。尽管该党在大选中获得的1000万张以上选票，但“有组织的选票”只占30%，其余70%则是浮动票。因为社会党的党员较少，因而各级议会议员在党员中占据相当比例，70年代中期，平均十个党员中就有一个议员。
社会党几乎不在一般工会会员中发展党员，即使在“总评”内部，社会党也只是在主流派势力内发展党员，非主流派活动家难以入党。因此，社会党党员在工会会员中所占比例很小，就连党员人数最多的国营铁路工会，其比例也不过工会会员人数的2%。在党员以及各级议会候选人的补充、政治资金的募集、选举时的集票活动、大众运动时的组织者均严重依赖“总评”工会。这种状况一方面使“总评”在政治倾向上的任何一次左右摇摆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党内左右势力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党的整个政治倾向；另一方面，社会党受到“总评”工会的控制，因而该党扩大社会基础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尽管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但作为城市型政党，社会党并没有将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
70年代初，江田三郎等人以“现代社会主义研究会”为基地，为对抗左派的“社会主义协会”，提出“新社会主义、新社会党”的口号，主张社会党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实现“基于个人自由，承认多样化的价值观，工人代表参与企业决策、多元主义下的政治参与式的分权社会主义”，以此适应市民运动、革新地方自治体、工人自主管理的新潮流。 (60) 1976年2月7日，社会党副委员长江田三郎、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民社党副委员长佐佐木良等组成“思考新日本之会”政策集团，试图推动能够取代自民党政权的在野党势力合作，社会党内部左派的社会主义协会对江田三郎进行批判。 (61) 江田在1976年12月的大选中落选，1977年2月社会党召开大会，“社会主义协会”派成员轮流批判江田，江田在同年3月26日脱离社会党，与市民活动家菅直人组成“社会市民联合”，但5月22日江田突然去世。
70年代是日本共产党顺利发展时期。该党不仅在地方选举中频频获胜，而且在国会选举中也取得长足的进步。日本共产党在1971年和1975年的地方统一选举、1972年和1979年的大选中，均获得较大的胜利。在1974年的参议院议员通常选举中，共获得20个参议院席位，在众参两院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均达到600万张左右。
日本共产党获得选举较好成绩主要是因高速增长带来的公害问题使执政的自民党受到选民的冷落，而一贯主张改善国民生活和对地方自治体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日本共产党得到选民的支持，另外多党化的倾向也是其原因之一。但日本共产党也因此引起其他政党的担心，执政的自民党自不待论，在野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也采取排共行动。70年代末期，社会党与公明党、公明党与民社党分别发表建立联合政权的设施，均将日本共产党排除在外，而且在行动上也对日本共产党加以抵制。
由于实施“政教分离”，未能发挥学会的动员能力，因而公明党在1972年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获得选票从512万张下降到444万张，在众议院的议席从上一次的47个减少到29个。这种状况一方面迫使公明党重新与创价学会建立起密切关系，此后该党在大选中所获选票基本保持在600万张左右。另一方面，公明党打出“中道革新”的旗号，以期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者。
1973年公明党发表的《中道革新联合政权设想》反映了该党的左倾趋向。在这个文件中，公明党提出“反自民党、反现政权、反大资本”的基本方针，主张“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改组自卫队”，这样的政策主张接近社会党和共产党。虽然创价学会的最高领导人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1974年底达成相互尊重对方立场和不同观点的十年协定，但因公明党的极力反对，两党关系在70年代以后始终处在对立状态。同时，公明党还致力于与社会党、民社党的联合，争取在选举中实现“保守、革新势力的逆转”，以期建立“中道革新联合政权”。由于数次联合行动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70年代末开始，公明党逐渐向右倾斜。
1978年公明党召开第15届大会，该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开幕词中提倡设立包括自民党与财界在内的“80年代基本问题研究会”，并表示公明党将在政治资金、选举制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自卫队、原子能发电等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特别是在自卫队问题上，竹入委员长强调“自卫队的存在是既成事实”，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要充分考虑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对此，自民党福田赳夫首相致电表示感动，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也发表了公明党是“友党”的谈话。尽管公明党仍然在1979年12月与民社党达成《中道联合政权设想》，在1980年1月又与社会党达成《关于联合政权的设想》，但此时该党放弃了“反自民党”的口号，转向与自民党也可以联合组阁的方针。1980年公明党大会通过的《80年代联合政权要纲》，进一步明确提出“继续保留《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维持自卫队”。
虽然民社党将自己定性为承认社会集团间利益对立以及国民利益具有共同性的国民性政党，而不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实现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阶级性政党，但实际上，该党只是代表主张“劳资合作”的民间大企业工会，除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外，缺乏社会支持者。 (62) 同社会党一样，民社党主要依靠“同盟”工会组织的支持。在承认党纲、党章、缴纳党费、购买机关报的个人正式党员外，还有一种“团体党员”。其成员主要来自该党主要支持团体，包括“同盟”下属的民间大企业工会组织和“民社中小企业政治联合会”。
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多党化局面未能动摇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民社党一改反公明党的态度，该党第二任委员长西村荣一在1970年6月提出“在野党重新组合”的设想，计划将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激进派排除在外，民社党、公明党、社会党右派进行联合。1971年8月春日一幸当选为民社党的第三任委员长，在“中国问题”上改变了该党过去一直坚持的“一中一台”立场，并在1972年3月率领民社党第一次访华团到中国访问，回国后积极推动政府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尽管1973年4月的民社党第17届大会通过《革新联合国民政权构想》，提出以社会党温和派、公明党、民社党为核心的“中道革新力量联合”，建立“反自民、非共产”的“中道革新联合国民政权”方案，但由于在半年前举行的大选中，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32个下降到20个，导致其政策方针开始向右转化。特别是1977年11月佐佐木良作当选民社党第四任委员长后，提出“负责任的在野党”口号，并积极调整政策，肯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积极意义，在联合政权问题上强调中道四党（民社党、公明党、新自由俱乐部和社会民主联合）的合作，促使社会党放弃激进路线。与此同时，民社党改变70年代上半期“反自民党”的方针，积极寻求与自民党联合组织政权的途径。1978年民社党第23届大会表示了与自民党联合的可能性，1979年该党第24届大会进一步发表了《自民、中道联合政权构想》。
1980年5月24日，因自民党内乱而解散众议院，在野党纷纷发表联合政权设想。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宫本显治发表“民主联合政府当前的中心政策”；6月4日，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在神户提倡“国民共同的紧急且民主主义政府”；6月5日，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福冈发表联合政权的“政治原则及基本政策大纲试案”；6月16日，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在福井提倡事实上的自、社、公、民的大联合。由于大平首相突然去世，自民党赢得众参两院选举的胜利。尽管10月13日，公明、民社、社民联、新自由俱乐部举行四党首脑会议，摸索摆脱在野党混乱状态的途径，但联合政权的可能性逐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