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善幸政权
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首相在竞选过程中突然去世后，由伊东正义官房长官担任代理首相，大来佐武郎外务大臣参加了6月22日在威尼斯举行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中均获胜后，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铃木善幸、宫泽喜一等人表示竞选自民党总裁。经过党内的协调，推举大平派成员、总务会长铃木为后任总裁，并得到田中角荣、福田赳夫的认可。7月15日，自民党两院议员大会选举铃木为新总裁，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见中，铃木表示“坚持诚心诚意的政治信条，尽量避免政治斗争，以求和的姿态处理问题” (1) 。1980年7月17日，特别国会选举铃木善幸为新首相。
尽管在日本政府“综合物价对策”的作用下，1980年秋季的物价稳定下来，但经济尚未恢复景气，难以达到政府提出的4.8%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因此，铃木内阁必须采取稳定物价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同时实现健全财政的目的。首先在8月底，日本银行将官定利率从9%下降到8.25%，9月铃木首相提出编制新年度政府预算方案时国债发行量要比前一年减少2万亿日元，甚至计划到1985年停止发行赤字国债。因为自民党在竞选公约中提出不增加税收，所以只好以减少政府支出的方式健全财政。
当时日本的财政确实严峻。1979年发行了15.27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相当于最初预算方案的39.6%。1980年预算方案减少1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在预算中的比例下降到33.5%。铃木内阁编制的1981年预算减少发行2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在预算中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到26.2%。预算规模一般会计为46.788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9.9%，22年以来增长率首次为个位数。预算中的支出增长率从上一年度的5.1%下降到4.3%，是1956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 (2)
为减少开支并压缩行政经费，铃木内阁决心推动行政改革。铃木善信任第三届池田勇人内阁官房长官时，恰好是第一次临时行政调查会提出咨询报告。铃木内阁成立后决定成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简称“第二次临调”），相关法案在1980年11月通过国会审议。1981年3月，“第二次临调”正式成立，会长为原“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因而也称为“土光临调”。正式成员有前日本经济新闻社长圆城寺次郎、伊藤忠商事顾问濑岛龙三、东京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谷村裕等9人，另外有专门委员21人、调查员63人以下。专门委员、调查员大多是官僚出身者和官僚。
土光提出咨询报告必须实施、以小政府为目标、进行地方层次改革、官办企业民营化等四个就职条件，铃木首相全面接受，并亲自担任行政改革推进本部长，行政管理厅长官中曾根康弘具体负责。在1981年3月的“第二临调”首次会议上，铃木首相明确表示“从不增税前提下健全财政的立场进行行政财政改革”。
1981年7月，“第二临调”提出第一次咨询报告，建议老人医疗部分付费化、减低养老金国家负担率、削减儿童补贴、抑制私立学校补助金、提高国立大学学费等，多为增加国民负担的措施，因而遭到舆论的较多批判。“第二临调”在1982年2月提出以整理许认可制度使其合理化为内容的第二次咨询报告，在1982年7月提出第三次咨询报告，就行政改革的理念和目标提出建议。第三次咨询报告从适应变化、确保综合性、简单效率化、信赖性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行政改革的必要性，为实现“有活力的福利社会”以及“对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目标，必须发挥民间的活力。第三次咨询报告同时提出国铁、电信电话、烟草专卖三大国营企业分割民营化建议，并制定政府在各种政策上的服务水平标准以及负担方式，以形成“选择与负担”相结合的社会福利结构，例如在农业、社会保障、文教等方面减少行政机关的干预、成立综合管理厅、整理中央政府委托地方的事务等。 (3)
经济在1981年上半年出现复苏的迹象，但下半年转入恶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带来油价上涨，另一方面是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引起日本资本外流。美国在1981年5—10月将官定利率提高到14%，最优惠贷款利率达到21.5%，结果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为此刺激经济，铃木内阁在改造内阁前后连续四次调低官定利率，从9%下降到5.5%，但经济仍然没有起色。政府编制的1982年度预算规模为49.6808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6.2%，但扣除国债付本还息费和地方交付税，一般支出仅增加1.8%，为1955年以来最紧缩的预算。 (4)
为坚持到1985年停止发行国债的诺言，日本1982年国债发行量比上一年减少1.83万亿日元，要求各省厅“彻底地节约支出、费用合理化”，具体预算额零增长率。为此，内阁专门向国会提出《行政改革相关特例法案》，其主要内容为除生活保护费外各省厅补助金一律减少10%、抑制国家公务员工资上升的同时五年内减少5%的国家公务员等。但在国会审议过程中遭到在野党的反对，被迫大幅度修改法案，结果削减的支出还不到政府希望的10%。同时因经济萧条，预计1981年的税收将减少3万亿日元。
1981年11月，铃木首相改造自民党和内阁，其后表示将修改税收特别措施，事实上准备采取增加税收政策，对此财界表示强烈的反对。最后政府与财界达成妥协，增加3500亿日元的税收。在最后决定的政府预算方案中，公共事业费、中小企业对策费、文教科学振兴费的增长率限制在2%以下，防卫费却增加7.8%，综合安全保障相关费用也大幅度增加。另外，作为1981年年度预算的补充，追加发行弥补收入不足的3750亿日元赤字国债。 (5)
铃木政权时期，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继续。1981年12月，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铃木内阁决定降低1653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并简化进口手续。1982年1月，美国议会提出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法案。3月，欧洲共同体也要求日本对汽车、彩色电视机、车床等出口实施自主限制。铃木内阁在5月召开经济对策阁僚会议，决定第二次降低关税，以避免6月在巴黎举行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成为批判的对象。但降低关税的产品为洗衣机、微波炉、发电机等工业制品，农产品进口自由化没有任何进展。
1982年6月3日，铃木首相从日本出发参加在巴黎郊外凡尔赛宫举行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苏政策、宏观经济运营、汇率稳定等问题。尽管日本的第二次降低关税措施得到评价，但欧洲共同体国家仍然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由于美国与欧洲在对苏政策以及高利率政策方面产生尖锐对立，因而日本开放市场问题没有深入讨论。铃木首相在全体会议上指出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现状，希望各国努力恢复经济景气并完善自由贸易体制。首脑会议最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强调维持自由贸易体制，举行南北对话，限制向苏联提供政府资金等。 (6)
在1982年的通常国会上，最受注目的是《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参议院选举中的全国区，实施拘束名薄式比例代表制，即政党在选举前提交不能更改顺序的候选人名单，按照各党的得票数额分配议席，并按照名单顺序决定当选者。提交名单的政党或政治团体资格为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最近选举中得票率超过4%、拥有10名以上候选人等。另外，候选人保证金提高两倍，也强化了对竞选活动的限制。
较大的社会党表面上反对自民党提出的法案，但因法案对自己较为有利，因而实质上是赞成的。公明党、民社党、日本共产党、社民联等以“违反宪法”为由反对，其他小政党更是不满。4月，特别委员会对法案进行审议，因在野党的抵制难以顺利进行，并中途停止审议。自民党只好大幅度延长国会会期，并在7月强行表决通过特别委员会的审议。在社会党、民社党缺席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多数赞成票通过法案的审议，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无论在特别委员会还是在全体会议，均由自民党、新自由俱乐部联合赞成多数通过法案。8月24日，修改过的《公职选举法》颁布，候选人选举车、候选人海报及传单等在参议院选举中消失，无组织的著名人士和演员再也难以参加竞选。
1982年的经济形势未能好转，不可能达到政府计划的5.2%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甚至税收将减少6万亿到7万亿日元。同年8月，渡边大藏大臣以税收大幅度减少为由要求辞职，铃木首相加以挽留。福田原首相建议召开临时国会宣布财政非常事态，以争取国民的支持。铃木首相在9月16日紧急会见记者，再次表明“不增税前提下健全财政”、抑制支出的决心，并希望“国民理解非常事态，分担痛苦，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与此同时，政府人事院宣布冻结提高国家公务员工资的决定。
同年10月8日，铃木首相召开经济对策阁僚会议，决定总额为2.7万亿日元的刺激经济景气对策。12日，铃木首相突然宣布不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