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经营的破绽
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企业大规模在直接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到金融资产和土地交易上，通过资本运作获取巨大利益，称为“（理）财技（术）”。1985年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出口企业打击较大，但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可以弥补主要业务的损失。例如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企业“日产”公司1986—1987年的事业年度里濒临亏损边缘，但该公司在证券交易中获利颇多，因而在财务收支上表现状况良好。日本最大汽车制造企业“丰田”公司在1988年的金融交易中获得1490亿日元的利润，同年还将1.7万亿现金投到离岸金融市场使其升值。另外，三洋电机、铃木汽车、松下电器等大企业也纷纷投资金融证券市场。据大藏省法人企业统计季报的数据显示，日本企业筹措的资金总额在1980—1985年平均每年为38.0万亿日元，在1986—1989年每年平均达到81.2万亿日元，增加了两倍。在资金的运用方面，对金融资产的投资从1985年前的7.9万亿日元猛增到1989年的25.9万亿日元，增长了三倍，投资土地的比例也上升了两倍以上。 (60)
日本大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普通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国内市场筹措资金，同时通过发行普通公司债券、无担保债券、可转换债券在国际市场筹措资金，进行设备投资。但在泡沫经济时期，大企业筹措的资金多投资股票市场。1985年以前，大企业对股票市场的投资年均0.9万亿日元，1989年上升到2.7万亿日元。如果将无担保债券与外汇期货预约相结合，可以获得负利率的实惠，因而在1987年以丰田汽车为首的86家日本大企业发行的无担保债券总额达到114亿美元。
日本大企业通过上述方式使内部保留金和资本金不断增加。从内部保留金来看，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工商大企业1980年为30万亿日元，1985年为51万亿日元，1990年为102万亿日元，1993年为125万亿日元。在1993年底，439家主要企业的内部保留金为92万亿日元，其中丰田汽车4.5020万亿日元，日产汽车1.5179万亿日元，日立2.0692万亿日元，东芝8754亿日元。 (61)
1990年股票价格急速下跌后，大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筹措的资金规模也迅速减少，从1989年的27万亿日元下降到1990年的5万亿日元。通过借款的方式筹措资金成本较高，因而抑制了企业的设备投资。另一方面，随着股票价格的暴跌，不仅企业发行的各种债券受阻，而且需要偿还已经发行的各种债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经营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均遭到严重损失，金融机构各种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
1990年10月，因向大型集团“光进”账外贷款以及经营破产的伊藤万事件暴露，住友银行会长辞职；1991年5月，协和埼玉银行董事长因借款1875亿日元投资股票纠纷的“环形缝纫机工业”问题辞职；同年7月，野村证券公司会长及副会长因违法弥补大客户损失1500亿日元以及向黑社会系列企业提供贷款等辞职；该证券公司在1989年因大量买卖东京电铁公司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而受到停止一个月营业的处分；与此同时，富士银行、协和埼玉银行、东海银行以虚构存款4500亿日元为担保获得金融中介公司贷款投资土地的违法事件暴露；同年8月，东洋信用金库虚构大阪女性菜馆经营者存款3420亿日元的非法事件暴露，兴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均涉及此事，几家银行的董事长、副会长等均辞职；1992年4月，因来岛造船集团经营危机，东方相互银行伊予银行合并，存款保险机构提供80亿日元的援助等。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大企业在欧美国家的大量金融和服务业投资大多以惨败告终，继续坚持者也是惨淡经营。1985—1993年，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为773亿美元，1994—1998年，其中半数以低价抛售或将所有权转让。1994年，日本青木公司以5.61亿美元将1988年以15亿美元购买的威斯汀旅馆出售；1995年，三菱地产公司在损失10多亿美元之后，不得不将1989年购买的洛克菲勒中心控制权转让给该中心房地产公司；松下电器因经营不善将在1990年以61亿美元购买的美国娱乐企业MCA以57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加拿大饮料公司 (62) ；同年7月，大和银行纽约分行职员长期挪用资金炒卖美国国库券损失11亿美元的事情暴露，银行首脑和大藏省为维持银行股价隐瞒40天后才通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国方面勒令大和银行结束在美国的一切业务，三年内不得重返美国开业，并准备以伪造银行记录、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全面起诉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其他如第一劝业银行、住友银行等日本大型金融机构纷纷以低价出卖美国金融机构的股权，收缩海外业务，以挽救国内业务。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经济衰退性的破产倒闭企业迅速增加。1990年企业破产倒闭数量突破1万件，1993年为1.5万件，1998年突破2万件，即使维持经营的企业也遭到债务过剩、设备过剩、员工过剩的“三剩”问题困扰。日本企业的销售额和债务额之比在90年代一直呈上升趋势，在1998年达到最高值的45%，其中非制造业为52%，制造业为34%。债务过剩是与过度设备投资有关，因而存在设备过剩现象。据经济企划厅的测算，1998年7—9月间，日本企业所拥有的过剩设备达到85.9万亿日元，相当于1997年新设备投资的99.4%。从具体产业上看，汽车生产能力为1300万辆，实际生产1000万辆，具有300万辆的过剩生产能力；钢铁生产能力为1.15亿吨，实际生产9100万吨，具有2400万吨的过剩生产能力；石油化工生产能力为800万吨，实际生产730万吨，具有70万吨的过剩生产能力。 (63)
设备过剩导致开工率低下，同时意味着员工过剩。员工过剩在1993年开始表面化，到1994年达到150万人的水平。许多大企业发表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例如电信电话公司计划裁员11万人，日产汽车3.5万人，日立2万人，东芝1.8万人，富士通1.6万人，三菱汽车1.4万人，三菱电机8000人，松下电器5000人，NEC公司4000人等，40家大企业共计划裁员15万人 (64) ，从而宣告了日本式经营的结束。
所谓日本式经营主要是指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内工会”为特征的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企业形成一种稳定的管理模式，即长期雇佣员工和定期晋职加薪。员工进入企业后，一直工作到退休，企业从基础开始培训员工，让其技术全面且适应性较强，同时按照员工的工龄、年龄定期加薪和升职。尽管员工年轻时精力旺盛，对企业的贡献较大，但其工资未必符合其付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工作经验较为丰富，但精力明显下降，对企业的贡献也较少，工资却不断增加，实际上是事后补偿型工资制度，又加强了员工对长期雇佣的依赖。对员工来讲，因有终身雇佣和定期加薪的保障，可以事先安排购买住房、子女的教育费以及各种保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劳资合作的命运共同体。
1990年经济企划厅发表的《经济百皮书》称日本式经营是生产力最高的企业系统，“我国企业中常见的企业系统能够与自由市场经济兼容，在适应经济环境、提高生产力、使企业长期收益最大化方面，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所以，我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活动时也可以发挥其长处。实际上，在海外使用我国的企业系统而获得成功的事例相当多”。但泡沫经济随即崩溃，企业收益不再持续增长，难以维持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体制。
1995年，日本“经团联”发表题为《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挑战的方向和具体措施》报告，提倡企业不要拘泥于传统的雇佣习惯，大胆地使用劳动力弹性化和流动化，从而削减人工费用，实现企业的低成本化。1996年版的《国民生活白皮书——安全安心生活再设计》也提醒国民放弃对政府的无限信任以及对企业的过度依赖，安全安心的社会出现阴影，支撑这种社会的系统开始动摇，国民需要对自己将来的生活重新设计。
在上述论调的基础上，著名的制造业大企业也开始抛弃日本式经营。泡沫经济之前，日本的汽车产业曾以独特的生产方式、低成本和高品质领导了世界汽车产业潮流，在泡沫经济时期盲目扩张，日本国内市场的汽车需求量每年大约在580万辆左右，但日本汽车企业却针对国内市场的汽车产量增加到每年780万辆的规模，不仅投资建设机器人自动化工厂，而且不断提高汽车的档次，增加了汽车设计和生产的成本。因此，泡沫经济崩溃后立即陷入经营危机，日产、富士重工汽车、铃木汽车、马自达汽车相继沦为亏损企业，本田汽车和丰田汽车也大幅度减少了销售利润。在1993—1996年之间，主要汽车厂家裁员1.5万多名，其中马自达汽车6500人，日产汽车5000人，丰田汽车2200人，本田汽车1000人等。在非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和家电产业，松下电器、东芝、富士通、NEC等名牌企业也相继沦为亏损企业，被迫大量裁减员工。
90年代中期，日本盛行“企业改革”，即通过企业的收买、合并、削减亏损部门等手段重新构成企业经营。其中在人事制度方面的内容有：终止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减少企业主管人员并实施按照个人能力决定工资的年薪制、减少新录用人员、采用派遣人员（临时工）代替正式员工、鼓励员工提前退职等。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