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思想与行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但对现状的分析有所变化。以讲座派为中心，认为主要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其通过基地和农产品扩大美国的军事及经济影响力，日本农民受到冲击，这成为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为此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当时在社会中也具有这种理论的基础，即反思战争基础上的厌战、反战的和平思想。例如1955年11月自民党成立时提出了“修改宪法”的纲领，根据《朝日新闻》所做的舆论调查，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者为最高的31%。到1957年11月，该报社再次做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没有必要为建立军队而修改宪法”的人为52%，比赞成“修改宪法建立军队”的人多20%。 (49)
1958年9月，政府向国会提出《警职法修正案》后，具有战时体验的知识界人士站在拥护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的基本人权立场上加入反对运动。“拥护宪法教授恳谈会”最早发表反对的声明，接着日本学术会议全体会议通过“保护学术、思想自由的生命”，并决定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书，历史学研究会等历史学研究相关学会也发表了反对的声明。学者们积极参加演讲会、学习会，解说修正案的内容和恶劣影响，形成了修正案是战前的治安维持法、警察国家再现的社会舆论，甚至出现了“恋爱约会将遭到干预”“新婚旅行也会受到警察的盘问”等语言。
1959年2月23日，86名学者、评论家联名发表《关于修改安保条约的声明》，600名文化人署名支持该声明。在其基础上，以上原专禄为中心的30名知识界人士组织“安保问题研究会”，不仅在《世界》《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和工会组织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新安保存在的问题，同时进行全日本演讲活动，动员广大国民起来反对修改安保。11月9日，中岛健藏等文学艺术家组成“安保批判会”，加入反安保阵营。
《世界》杂志在1959年10月号和1960年2月号上刊登了“国际问题谈话会”的共同讨论，该谈话会以丸山真男、清水几太郎为中心，另外有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石田雄、坂本义和、日高六郎、加藤周一、福田欢也、小林直树等人参加。他们主张在日本高度工业化现状的基础上，应尽快消除对美国的从属性，脱离所有的军事同盟实行中立，以确立日本的自主性。 (50) 在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条约后，竹内好教授、鹤见俊辅副教授两位学者为抗议这种非民主主义政治行为，分别在5月21日和30日提交辞去东京都立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教职的申请书。
5月24日，对强行表决感到愤怒的大学教授、研究者、电影及戏剧演员、大学生等在东京教育会馆召开800人参加的“学者、文化人集会”，提出了“拥护民主主义、岸内阁全体辞职、解散国会、绝不承认批准新安保条约”等口号。会议建议成立全日本学者研究者之会，6月2日，组成了全日本737所大学的9062人、37个研究所的1519人，包括个人共12333人参加的“保卫民主主义全国学者研究者之会”。 (51)
5月29日，鹤见俊辅、竹内好等人举行“思想科学研究会”扩大评议员会议，会议的结论是“全体人员均同意将目前局势称为革命的观点”。竹内好解释道，这种“革命”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也不是民主主义的完成，而是意味着作为过程、作为每天的实践乃至国民自己制定秩序、自己制定惯例、自己制定法律的训练，是一种“精神革命”。因为竹内好主张“认为最终夺取权力是革命的想法是一种观念性的想法” (52)
5月30日，年轻艺术家与作家组成“年轻日本之会”，其中有江藤淳、浅利庆太、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开高健、武满彻、寺山修司、谷川俊太郎等20岁左右年轻有为的作家。虽然该组织采取个人自愿参加的方式，但其目标是通过各种声音表示不承认表决的新安保条约。
“哈格蒂事件”后，警察在6月13日晚进入有关大学搜查。教育大学、法政大学举行抗议集会，两校校长正式发表抗议的声明。14日，在东京都体育馆召开8000人参加的“拥护民主主义，要求解散国会国民集会”，羽仁说子、北川隆吉、中岛健藏、阿部知二、菊池勇夫、北泽新次郎、谷川彻三、上原专禄等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言，诉说民主主义的危机。
丸山真男高度评价这种反安保斗争大众和平民主主义，他认为1960年5月19日的斗争使“大众变得伟大起来，从这种意识中看到其本质性意义，前所未有的、非常广泛的能量从中体现出来” (53) 。实际上，这种草根和平民主主义与学者的努力有关。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中，出现了很多地域性的共同斗争组织。例如在福冈县，1960年3月共有197个安保共斗组织，绝大多数是以小学校区为单位。其中有三个校区在1959年6月到9月举办过町民大会，约300人参加，阻止、反对修改安保条约，其他校区也举行研究会、恳谈会、电影和演讲会等。9月组成校区联络会议，田川市和田川郡组成典型的町村共斗会议，郡内8个村均有共斗会议。这些组织增加了大众的参与程度。
在这些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工会组织。自民党治安对策委员会曾出版《三池煤矿工会为什么强有力——组成其基础的学习活动实况》（1959年12月刊），分析了其原因。结论是1949年2月以后工会组织系统推进学习活动，特别是从1958年5月到1959年4月的一年之间，曾举办过学习会296次，参加学习者人次为28111人，平均每位工会会员1.5次。这样一来，“工会会员长年进行热心、系统、有组织性的学习，结果是阶级意识极高，日常现场斗争组织完善，容易统一全体会员的意志”。支持这种学习活动的是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家，他们从工会组织基层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行动，就安保条约修改的内容、日美当局的意图、修改对日本将来的影响等进行细致的讨论，帮助工会会员进行判断并积极参加行动，从而推动了反对安保斗争不断走向高潮。 (54)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池煤矿工会中有理论学习班，通称“向坂教室”。当地出身的九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向坂逸郎既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者，也是著名的战前“劳农派”和战后社会党左派的理论家。战后以其为中心的学者与三池工人一道研读《资本论》，学习班最多时每年近200次。向坂教授呼吁“工人必须成为企业的主人公，建立主人公社会”，其主张在煤矿工人中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由此培养了许多掌握阶级斗争理论、战斗性强的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向坂教授认为：“在三池工人的日常斗争中，确信社会主义必然实现是他们坚决支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 (55)
尽管如此，随着社会发生急剧变化，思想界也开始出现新的动向。1956年11月号的《思想》杂志发表了政治学者松下圭一的论文《大众国家的形成及其问题》论文，结果引起“大众社会论”的讨论。松下在论文中指出：所谓大众社会论是指在近代社会中，资产阶级等市民阶级成为政治、经济主体的市民社会，在发达国家，阶级分化及阶级对立逐渐消失，社会由称为“大众”的大量均质性人群构成。欧洲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这样的议论。即使在日本，由于战后改革扩大了政治权利，随着社会的平等化，封建性的支配关系崩溃；另外1955年的高中升学率达到51.5%，由于教育的普及，知识水平也得到提高，经济发展使收入差距减少，原来的少数精英与多数大众的对立消失，逐渐变化为大众社会。这样一来，伴随着大众社会的形成，新的组织与制度的建设就成为重要的课题。该观点冲击了清除封建残余及实现市民社会的战后民主主义论，更是遭到以阶级社会为前提提倡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
与此同时，加藤秀俊在1957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中间文化论》论文，提出“中间文化”的观点。加藤认为，由于大量消费社会的到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面向精英的高级文化与面向大众的低俗文化的“上下葫芦型”文化崩溃，中间肥大的“灯笼型”文化形成，即为中间文化。这种观点预示高速经济增长基础上大众消费文化时代的到来，从另一个侧面支持“大众社会论”。
1955年7月，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合著的《昭和史》出版，主要叙述了昭和初期到战后的政治史，受到广大读者层的欢迎，成为超过预想的畅销书。龟井胜一郎在1956年3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发表《对现代历史学家的疑问》一文，批判《昭和史》没有人的描述，仅使皇国史观及唯物史观均清晰的历史泛滥，却看不到摇摆于军部、政治家和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国民阶层身影。即在历史叙述方式上，只是描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构图远远不够，必须注意到两个阶级之外各种人的生活状态，关注那些普通人的历史性生存。由此引发一场较大范围的“昭和史论争”，参加者不仅有历史学家，还有文学家、评论家、剧作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等，主要舞台是《文艺春秋》《中央公论》《世界》《思想》《历史学研究》《日本读书新闻》《图书新闻》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人”的描述方式、“国民”的把握模式等。 (56)
另一方面，梅棹忠夫在1957年2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文明生态史观序说》论文，提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单一历史发展论不同的多元迁移说。松下圭一在同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的转换》，认为应当以“大众”概念取代19世纪的“阶级”模式，马克思主义以及近代主义以“近代”作为模式，但大众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的问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大众社会形态。松下进一步指出：应将具有前近代侧面的“村落”与具有现代侧面的“集团”同时作为分析对象，另一方面，日本的大众具有形成宪法所规定的人权意识稳定秩序的可能性和条件。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