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化的选票

少子化、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后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自由主义式经济改革冲击了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传统的政治过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地说，在现代社会中，每个选民通过以投票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但因其政治资源有限，难以对政治过程特别是决策过程施加有效影响，因而具有相同利益的选民集中起来组成相关利益集团，同时将集团成员的利益要求聚合为最大公约数，然后通过自己支持的特定政党参与制定以相关法律为中心的政策，维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要求。但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的这种关系在“55年体制”后半期已经出现变化，即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选民急速增加，其后这一现象更为突出，背景是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及其带来的各种利益集团组织率及其动员能力的降低。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历届政权均提出了“结构改革”的口号及目标，其中以小泉纯一郎内阁最为突出。具体说来，公共部门领域的“结构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市场原理作用下的公共部门管理，大幅度减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即实施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换句话说，传统的战后日本发展模式是国家集中各种资源并将其加以分配，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形成了日本经济社会的标识，即终身雇佣制、全民医疗服务、公司福利和员工对公司保持忠诚等，但这种模式无法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经济成熟等环境变化。

1986年通过的《劳动者派遣法》在当时普遍被看作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因为该法允许高技术工人做派遣劳动者（非正式雇佣者），小渊惠三执政时将其扩展到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2004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进一步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制造业和建筑业，结果2006年共有662万人成为派遣劳动者，包括这种派遣劳动者、钟点工、合同工、临时工等在内的非正式雇佣者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21%上升到33%。这些非正式雇佣者工作不稳定，享受不到医疗保障或企业福利，工资也只有正式工人的一半，成为所谓的“劳动贫困”一族，即如何努力工作也改变不了生活的窘境。由此而来，贫富分化现象逐渐突显。据统计，两三百万家庭没有或即将失去财富与储蓄，每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储蓄，超过100万的家庭依靠福利救济维持生存。 (22) 尽管这种改革有利于提高大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以集团主义为突出特征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传统社会组织原理及其体系遭到破坏，“一亿中流”（中产阶层）开始向“下流”（社会底层）转化。

与上述社会结构变化直接相关的是工会的组织率逐年下降。2009年日本雇佣劳动者总数为5455万人，比1994年增加176万人，其中工会会员为1008万人，比1994年减少262万人，2009年的工会组织率仅为18.5%，不到战后最高峰的三分之一。支持民主党的“联合”工会拥有669万成员，占全部工会会员的66.4%，但在全部雇佣者中的组织率也仅为12.5%。另一方面，由于工作不稳定、流动性较强，因而在非正式雇佣者中，组织率只有5.3%。 (23)

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由于公共投资的减少、公共设施投标改革带来利润率下降、大米消费量逐年降低、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政策的实施、农产品进口自由化程度的增加、少子化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农村地区的农业和建筑业领域就业者减少77万人。在此背景下，“农协”正式成员不仅从1975年的577万人减少到494万人，而且内部凝聚力也在急速下降。例如参加自民党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农村地区选民从1992年的18.2%减少到2006年的10.2%，交纳会费的个人后援会成员更是从最高时期1986年的5.2%急速下降到2005年的1.7%。在个人后援会中，同一时期交纳会费成员的比例也从29%下降到16%，反映了政治参与热情的下降。 (24)

从整体上看，在日本，带有压力集团性质的社会团体在冷战体制崩溃后没有出现其他国家所谓的“社团革命”，即社会团体激增现象，即使因1998年开始实施《特定非赢利活动促进法》而出现喷发现象的非政府组织也在不到10年后减少近80%，社会团体大幅度减少，从而影响到政治参与的程度。因为推荐或支持市町村议会议员选举的自治会为56.4%，动员成员在地方议会或首长选举中投票的社会团体为33.7%，动员成员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投票的社会团体为34.6%。在2009年的大选中，电机联合工会成员的投票率为86.9%，大大高于该次大选整体投票率的69.3%。 (25)

各种利益团体、特别是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压力团体的组织率降低一方面导致投票率降低，因为那些非利益集团成员具有政治无力感，即难以通过分散的选票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甚至将利益要求输入到决策过程的可能性也较小，因而降低了普通选民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参与热情。正因如此，尽管泡沫经济崩溃以后进入激烈的改革时期，但其后的历次大选投票率均差强人意，即使在投票率最高的2009年8月大选也低于“55年体制”时期的多数大选。

另一方面，组织率降低导致利益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减弱，其政治动员能力及约束能力急速下降，其成员很容易对特定政党的临时性政策所吸引而擅自改变立场（实际上，数年前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曾通告下属组织在选举中可自行其是）。具体地说，选民具有的政治无力感与产生于经济长期低迷、政府财政危机下的社会保障体制破绽、邻国急速发展压力等的焦虑感交织在一起，不仅容易对特定政党或特定政权产生过高期望，使政府政策的实施缺少必要的时间与空间，而且这种过高期望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也会迅速转化为对特定政党和特定政权的彻底失望，并形成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通过选举更迭首相，而是频繁的民意调查结果体现了民众对政权的不满，最后首相不得不为跌入危险水域内的抄底支持率而引咎辞职。

小泉纯一郎政权结束后，连续更换了安倍晋三内阁、福田康夫内阁、麻生太郎内阁等三届均未坚持一年的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政权，特别是在麻生内阁时期，刚成立时的内阁支持率只有47.2%，大大低于福田内阁成立时的55.6%和安倍内阁成立时的67.0%，而且三个月后内阁支持率急速降到22.6%。尽管其后因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的政治资金问题，内阁支持率恢复到30%前后，但鸠山由纪夫取代小泽成为民主党代表后再次回到20%左右。 (26) 在此背景下举行的2009年大选，民主党大获全胜，新增加193个席位，总席位达到308个，议席占有率为64.2%，是现行宪法下获得席位及议席占有率最高的选举。与其相反，自民党惨遭失败，议席骤减181个。

民主党之所以获胜是在选举前提出许多投选民所好的政策，例如初中毕业以前的儿童一律提供每人每月2.6万日元津贴（2010年提供一半）、在公立高中免费和私立高中学生每人每年12万日元（低收入家庭24万日元）补贴的基础上实施高中教育免费、废除包括汽油税在内的暂定税率、高速公路免费、补贴农户收入、将官僚主导变为政治家主导决策过程、将冲绳县的美军基地转移到县外乃至国外等，特别“农户收入补贴制度”是民主党获胜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民主党上台后未能实现对农民的承诺，农户补贴从1.4万亿日元减少到5618亿日元。 (27) 因而农民在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抛弃了民主党，10个月前在大选中惨遭失败的自民党却在此次选举中大获全胜，议席骤然增加38个，尤其在农村地区获得绝对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