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自治体衰退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革新自治体继续发展，其背景是团地型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生活革新主义”。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开幕，其附近的千里卫星城到1973年已经入住3.7万户家庭，人口14万，是东亚第一大计划住宅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龄男性为32岁，大学毕业；女性为27岁，短期大学或高中毕业，均为工薪家庭。高速增长时期，在大城市周围，陆续建造住宅区，仅日本住宅公团就在1955—1975年之间建设了80万户住宅。从居住者户主的职业上看，23%为白领人员，20%为专业技术人员，19%为销售服务人员，18%为技术工人，7%为管理人员，4%为个体或自由职业者，2%为社会团体职员。由于入居住宅区需要审查支付能力，所以住宅区居民收入较高。平均每户月收入13.9万日元，住宅月租金2.2万日元，多数家庭为年轻夫妇及其子女的核心家庭，平均每户2.68人。 (63)
在住宅区形成时期，为减轻住宅租金负担、提高居住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反对提高租金、降低公共修理费、增设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增加交通设施、反对提高运费等组成居民自治会，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例如共同组建托儿所、共同购买商品、参加生活协同运动及小集团活动、节假日庆祝等。尽管住宅区的居民相互之间攀比、竞争意识较强，但在共同活动中具有平等的革新观念，因而成为革新自治体的社会基础。据调查，从178个住宅区产生的123名地方议员中，日本共产党所属为29%，社会党24%，公明党15%，民社党7%，自民党只有3%。实际上，参加住宅区集体活动者基本是家庭主妇。因“无照顾子女者”“没有合适工作”“上班途中时间过长”等原因留在家中，1970年的调查表明，住宅区有职业女性为9%，钟点工为8%，无职业者为77%。 (64)
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后，大企业趁机囤积居奇、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曝光。例如1974年1月发现在东京三鹰市中央物产仓库中隐藏了1万箱洗衣粉，同年2月发现“将军石油公司”在内部文件中提出“石油危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国会传唤大企业首脑，并制定《公司临时特别税法》，同年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出现的“企业集团投票”，其后暴露的田中首相政治资金问题等，这种执政党与大企业之间的勾结引起以住宅区居民为中心的消费者极大不满，掀起一场保卫生活的“生活革新主义运动”。
“生活革新主义运动”的具体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要求保护生活环境、追究政府与企业在公害问题上的责任、反对提高物价、共同购买灯油等。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也达到战后高峰。1974年，工会会员有1250万人，组织率为34%。同年爆发的劳资纠纷超过1万件，半天以上的同盟罢工从前一年的45%上升到68%，参加人次达到1432万人。国民对政治的不满也达到战后最高，同年的舆论调查表明，对政治满意的只有18%，不满的81%，对自民党支持率也为最低的24.7%。
以“生活革新”为主的社会运动和要求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直接推动了地方自治的迅速增加。在1975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革新阵营的长洲一二当选为神奈川县知事，市町村革新自治体也有所增加。截至同年7月，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京都府、大阪府、冈山南县、岛根县、香川县、冲绳县等9个都府县为革新自治体，另外还有横滨市、川崎市、名古屋市、京都市、大阪市、神户市等大城市及大城市圈城市、地方城市为革新自治体，仅加入革新市长会的市长就有122名。 (65) 如果再加上没有加入革新市长会的城市，大约占全部640个城市的四分之一。但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圈的城市革新自治体较多，因而其拥有的人口接近全部人口的半数。
革新自治体进一步完善了其施政目标以及直接民主主义体制。根据1970年革新市长会发表的《建设革新城市纲领——制定市民生活环境最低标准》，首先提出了“主体性居民自治”“现代化居民生活优先”“民主性平等”“公共性计划”“科学性城市政策”“确立自治权”“直接民主主义”等各项原则，然后在具体领域提出了政策目标。例如在完善生活环境方面，提出增加公园绿地、集会设施、大众体育设施、垃圾处理、上下水道等；在社会福利方面，提出增加托儿所等福利设施、减轻生活受保护者的负担、补助残疾者和高龄者、增设儿童补贴、扩大福利服务等；在保健医疗方面，提出增加保健所、公立医院、高龄者及残疾者医疗免费等；在教育方面，提出增加公立中小学、图书馆、文化厅以及教育委员会公选、义务教育免费等；在交通方面，提出建设步行者优先道路、大幅度增加公共交通网等；在防止公害方面，提出制定独特的公害防止措施、设置公害限制标准、明确企业的责任等；在防止灾害方面，提出增加建设密集型住宅区，同时大量建设面向低收入者的优质住宅；在产业方面，提出扶植中小企业、稳定农林水产品价格、扩大消费者权利等；在城市计划方面，提出制定独特的土地利用计划、设置住宅用地开发限制标准、重视居民的居住权及日照权、保护文物古迹、通过税收抑制地价等。 (66)
从革新自治体的成果来看，首先，是革新自治体行政的计划化、科学化，许多自治体均制定了市民生活环境最低标准；其次，是居民参与革新自治体的决策过程，例如东京都设有公害监督委员、消费生活审议会，其委员均为普通市民；第三，革新自治体按照居民运动的要求设置公共设施、增加医院及学校等，大量增加保育员、医生、护士、保健师、学校员工、公共交通人员、上下水道就业者、清扫职员等，推动了福利社会的形成；第四，纠正发展主义国家政策带来的某些弊端，例如东京都1973年制定的《阳光最低照射标准》、川崎市1976年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其标准大大高于国家标准；第五，革新自治体积极推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冲绳基地、拒绝美国装载核武器军舰进入日本港口、和平运动、与尚无外交关系国家进行市民交流的运动等。
革新自治体的上述政策进一步对自民党政权产生影响，1972年厚生省宣布该年为“福利元年”，实施65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国民养老金按照物价水平上涨、儿童补贴等社会保障政策。自民党在1972年12月大选惨败后，各在野党均发表了联合政权构想，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设物价稳定以及医疗、教育、住宅完善的福利国家。
尽管战后日本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但中央政府不仅集中了60%—70%的财源，而且决定地方税。相反，地方自治体承担了60%—70%的公共事业，因而中央政府以“交付金”及“国库补助金”的形式将财政转拨地方自治体。革新市长会曾在1973年提出《关于托儿所费用超过负担金的调查报告》，要求国家大幅度增加国库补助金，扩大公共保育设施，否则地方自治体将起诉国家；1975年又提出《关于设置福利省的要求书》，要求设置具有预算权且实施国家福利政策的福利省，同时设置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国民福利会议”。
70年代末，革新自治体开始走向低潮。1977年北海道钏路市市长选举，革新阵营的山口哲夫竞选第四次连任。由于民社党、公明党转向支持自民党候选人，结果山口败选。以此为开端，1978年京都府、冲绳县、横滨市均为保守势力掌握，1979年东京都、大阪府和大阪市也为保守势力掌握，革新自治体时代宣告结束。
革新自治体衰退的原因大致有三个：首先是革新政党的对立及中道政党的保守化。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逐渐恶化，背景是社会党逐渐接近一直采取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公明党。1979年10月，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宫本显治批判社会党的右倾化，牵制社会党与公明党的接近。但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表示在维持全体在野党共同斗争的原则基础上，以“社会、公明”两党为中心。同年11月，社会党与公明党开始协商，并在1980年1月达成排除日本共产党的“联合政权构想”。在该构想中没有批判自民党，反而明确“双方同意在目前状况下不将日本共产党作为政权合作的对象” (67) 。另一方面，中道政党逐渐向自民党靠近，最初是民社党，然后是公明党，上述钏路市长选举公明党就是在民社党劝诱下转而支持自民党候选人。1978—1979年，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冲绳的自治体首长选举中，均是公明党、民社党、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击败革新阵营的候选人，媒体以五个地区的大写英文字母称之为“TOKYO战争”。 (68)
革新自治体衰退的第二个原因是财政危机。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地方自治体的收入骤减，中央政府也减少了财政方面的援助，因而难以适应居民扩大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要求，革新自治体被迫实施减少公务员及公共设施的“城市行政效率化”、“提高公共设施费用”的“市民负担公正化”、委托民间经营的“行政责任明确化”等措施。特别是减少公务员及其工资的措施引起公务员工会的不满，革新自治体首长为取得地方议会的支持，被迫转向保守势力。保守政治势力趁机在1975—1979年大力宣传“革新自治体乱花钱的福利导致财政危机”，缺乏坚实、直接的民主主义基础的革新自治体纷纷解体。
革新自治体衰退的第三个原因是工人运动的低潮。1975年公营企业工人要求罢工权的罢工失败之后，工会逐渐走向劳资协调主义的方针，劳动者从意识上也变成企业社会的附属品。从劳资纠纷的件数和参加人员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74年有9581件劳资纠纷，参加人员为533万；1979年下降为3492件，人员也下降为148万。 (69)
1979年3月，欧洲共同体在“对日战略基本文件”中将日本人称为“住在兔子窝的工作狂”。男性为企业与家族拼命工作，每天在家的事情是“吃饭、洗澡、睡觉”，虽然1979年要求妻子无条件服从的《关白宣言》成为流行歌，但男性在家庭内被看作是无用之物的“粗大垃圾”。掌握家庭大权的女性为维持家庭生活水准精打细算，整个社会转向努力保护自己生活的“生活保守主义”，影响到居民对革新自治体的关心与支持。实际上，比起提高福利来，经济发展更是日本国民注重的对象。据调查，1973—1978年，认为“提高国民福利”是重要政治课题的人从49%下降到32%，认为“发展日本经济”是重要政治课题的人从11%上升到21%。与此同时，自民党支持率从34%上升到38%，社会党支持率从20%下降到14%。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