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一步衰退
尽管1994年7月日本银行宣布经济恢复景气，同年9月经济企划厅也发表报告说经济萧条结束，萧条的锅底为1993年10月，但各种经济指标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国民也没有经济恢复的感觉。据统计，1994年日本汽车产量比前一年减少6%，为1055万辆，连续四年减少并低于美国的产量。1994年百货商店销售额比前一年减少2.6%，超级商场也减少1.6%。1995年6月，经济企划厅宣布1994年经济增长率为0.6%。
1995年4月19日，东京外汇市场出现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瞬间值，日元创历史最高币值。尽管如此，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经营状况稍有好转，1995年度和1996年度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3.0%和4.4%。但各种潜在危机开始显露，例如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逐渐爆发，小规模金融机构不堪重压纷纷倒闭，维持经营的金融机构也慎重放贷，导致各种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短期资金不足而倒闭，大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大量裁员，失业问题逐渐严重。
1994年，东京都的东京协和信用金库与安全信用组合等中小金融机构均因在泡沫经济时期向房地产业乱融资，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相继破产。1995年7月，东京都知事命令东京的蒲公英信用组合停止营业，该信用组合贷款总额的72%为不能回收的不良债权，金额高达3500亿日元。命令发出后立即引发“提款风波”，使其陷入破产境地。同年8月，大阪府知事向木津信用组合发出停止营业的命令，也引起“提款风波”。不久神户第二大金融机构兵库银行因无法收回7900亿日元的贷款而面临破产。
1996年6月，桥本内阁鉴于经济恢复景气，决定从1997年4月1日开始实施税率为5%的消费税，同时停止所得税、居民税的特别减税，并提高工薪阶层的医疗个人负担比例，国民承受9万亿日元的增税负担。结果从1997年4月开始，汽车和连锁店消费连续六个月下跌，导致日本经济在1997年第二季度出现石油危机以来最大的负增长，高达11.2%。 (50) 同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恶化的速度。
1997年4月，中型人寿保险公司“日产生命保险公司”宣告破产，是战后首次破产的保险公司。同年9月18日，日本流通业巨头八百伴破产。1929年创业的该商业集团在半个世纪内发展成为在世界15个国家拥有400家店铺的巨大零售、流通连锁商店，最盛时期年销售额5000亿日元。八百伴1992年进入中国，1995年在上海开设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型百货商场，但1997年因负债1613亿日元申请《公司更生法》。
1997年10月以后，东南亚金融危机逐渐影响到日本，日本企业和国内经济明显受到较大的冲击。因为当时日本向东南亚地区投资达到24万亿日元，进口为1200亿美元，出口为1700亿美元，日本银行对该地区主要国家的未清偿贷款余额为970亿美元，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在整个10月，日本企业的破产数量创11年以来的最高点，据日兴经济研究中心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将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0.7%。11月14日，经济企划厅的报告正式承认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同年11月3日，日本第七大证券公司三洋证券因在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交易市场中无法履行债务而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运用“公司重建法”，实际上已经破产。11月17日，北海道拓殖银行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股价下跌、资金周转困难成为城市银行中第一个破产的金融机构。日本银行体系分为城市银行、地方银行、金库和信用社等级别，城市银行为最高级别，全日本共有10家，拓殖银行排在最后。但该银行是北海道地区最大的银行，拥有97年的历史和5500名员工，北海道近40%的企业以其为主银行，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银行，80年代在深圳和广州开设分行。该银行泡沫经济时期大量投资房地产及疗养设施等开发项目，早在1993年媒体就报道该银行的不良债权高达8000亿日元，随着股价和地价的下降其不良债权越来越少。客户纷纷提取存款，仅在1997年9月就达到2500亿日元。1994年3月，拓殖银行拥有存款8.7万亿日元，到1997年9月底仅剩下5.9万亿日元，其股价跌到每股50日元，仅比票面价值高9日元。同年10月，该银行因无法拆借市场调集资金而陷入经营危机，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安排北海道第三位的北洋银行将其兼并。 (51)
11月24日，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正式宣布倒闭，其原因是向黑社会性质的“总屋会”提供利益、填补有关企业的利润损失、巨额的账外债务等。野泽正平社长在会见记者时嚎啕大哭，强化了日本民众对金融体制危机的印象，同时也对监督金融机构的大藏省失去信赖。山一证券公司具有百年历史，在日本有117家分社，雇员7487人，客户8.2万个。该公司因与客户非法交易而拥有大量正常财务报表上没有记录的“账外债务”，其数额高达3300亿日元，占资本额的76.5%。
宫泽喜一前首相向桥本首相建议投入公共资金克服危机，梶山静六也主张发行10万亿的国债。自民党在12月决定实施投入30万亿日元的稳定金融体制对策，桥本首相在紧急会见记者时表示以发行赤字国债为基础减少2万亿所得税。 (52) 但为时已晚，1997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减少0.7%，为23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997年日本共有16365家企业破产，比1996年高出12.5%，是1986年以来的最高峰。 (53)
在1998年1月召集的通常国会上，桥本首相表示“日本决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但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大藏省官僚的渎职事件陆续曝光。1月18日，日本道路公团理事井板武彦被捕，他在任大藏省金融检查部长时，将代理道路公团在国外发行债券的权利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转到野村证券公司，因此以接受各种豪华招待、赊账购物等形式从野村证券公司得到巨额贿赂；1月26日，大藏省金融证券检查室长宫川宏一、金融检查课课长助理宫内敏美因涉嫌向第一劝业银行等四家城市银行事先透露检查日程，从中受贿而被捕，大藏大臣三塚博、事务次官小村武因此引咎辞职；2月，原为大藏省官僚的国会议员新井将敬因涉嫌接受日兴证券公司的贿赂而被检察机关发出逮捕令，结果新井自杀；3月5日，大藏省证券局总务课课长助理榊原隆、高级政权交易检查官宫野俊男因涉嫌向证券公司提供方便，接受对方贿赂而被捕；4月27日，大藏省部级12名官员因接受不正当招待而受处分，银行局审议官杉井孝被免职，证券局长长野庞士辞职。 (54)
1998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启动改革金融体制的所谓“金融大爆炸”。其中心思想是“自由、公正、国际化”，取消对银行、政权、保险等事业领域的业务限制，引进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开放手续费的自由设置和国内外金融交易，按照国际化标准修改法律和会计制度。具体措施有修改《外汇兑换法》使银行可以吸收国民的外币存款、修改《银行法》和《保险业法》以便可以自由设置财产保险金投保比例、修改《政权交易法》取消证券业许可制度后网络证券公司可以营业等。 (55)
另一方面，桥本内阁在2月向金融机构提供公共资金的《金融功能安全措施法》，在3月向21家银行提供了1.8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与此同时，自民党决定实施追加10万亿日元的景气对策。3月24日，日本公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数据，对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超级商场与汽车商店的销售额连续11个月下降，2月份超级商场销售价格比前一年下降5%，百货商店下降6.6%，国内汽车销售额下降21.2%。因此，桥本内阁在4月颁布“紧急经济对策”，包括社会资本、公共事业、金融对策、永久减税等投资规模达到16万亿日元，为此发行12万亿日元的国债。5月，国会通过《财政结构改革法修正案》，将健全财政目标的年限延长两年。尽管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过程中，桥本首相明确表示“永久减税”，但不仅没有赢得选举的胜利，而且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经济萧条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战后日本的地方自治在居民服务方面发挥较大作用，地方行政大多为国家的机关委任事务。公共事务国家承担三分之一，地方承担三分之二；在财政收入方面恰恰相反，国家税收占三分之二，地方税收占三分之一，国家通过地方交付税的形式再分配财源。这样一来，地方行政明显受到国家影响，而且成为国家的下属承包者。因1992年经济为零增长，地方税缺口1.6万亿日元，地方交付税缺口1.7万亿日元，前者以发行地方债的方式弥补，后者以资金运用部资金提供贷款给交付税特别会计的方式弥补。地方交付税的来源是国税三税（所得税、法人税、酒税）的32%，消费税的19.2%，烟草税的25%。经济萧条税收减少，地方交付税也减少，1994年借款3.6万亿日元弥补缺口。 (56) 地方自治体负担偿还该项借款的半数，结果与地方债一道成为地方财政破产的原因，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社会福利。
80年代以后，为健全政府财政，日本逐渐减少社会保障中的国家负担比例，提高个人负担比例。例如在1992年度的国民健康保险中，国家负担比例从49.8%下降到35.7%，居民交纳的保险费却增加了1.8倍。30%的国民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每个家庭每年负担14.9万日元，结果有13万个家庭30万人未支付医疗保险金。养老金制度也在80年代以后进行改革，逐渐提高交纳数额。1994年11月国会通过《养老金改革相关法案》，厚生年金等支付年龄分阶层逐渐提高到65岁。养老金保险费1995年为每月1.17万日元，每年增加幅度为500日元加消费物价上升率。老龄基础养老金满40年的支付额计划为每月6.5万日元，但1993年的实际状况是国民年金每月平均3.46万日元，厚生年金为15.166万日元，共济年金为19.114万日元。随着领取养老金者增加，国家负担比例下降，个人负担比例在上升，严重影响到居民消费的欲望。
从1992年8月到1998年4月，日本政府共实施了六次经济景气对策，投资规模超过70万亿日，其中公共投资占70%以上。但其效果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没有针对国民生活相关领域投资，难以唤起消费性需求。相反地方自治体为进行公共事业而发行债券，增加了居民的负担。所谓公共事业是指中央政府及地方自治体为主体进行的公共设施投资及其维护公共设施，分为国家的直辖事业、地方公共团体接受国家补助金的辅助事业和地方自治体自己负担的单独事业，公共投资是指公共事业中的资本支出。公共事业关系费大体包括道路等产业基础设施费、上水道等生活环境建设费和治山治水等国土保护费，各个省厅均有巨额公共事业费，其比例长时期固定化。1994年10月制定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从1995年到2004年总额为600万亿日元。 (57)
90年代日本每年的建设投资超过80万亿日元，其中政府投资比例从1990年度的31.6%上升到1994年的45.5%，其中36.%为土木工程投资，较少投入公共住宅及下水道建设。发达国家公共住宅的比例英国为23.5%，德国为17%，法国为14.4%，日本为6.7%；下水道普及率英国为96%，德国为86%，法国为68%，日本为47%，均落后欧洲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处在停滞状态，也影响到其消费。例如工薪阶层的总收入1985年每月平均为75.3万日元，1992年超过100万日元，1994年仅为104万日元；可支配收入1985年每月平均为37.4万日元，1990年为44万日元，1994年为47.4万日元；消费支出1985年每月平均为29万日元，1990年为33.2万日元，1992年为35.3万日元，1994年为35.3万日元。1992年以后消费没有增长，显然是收入停滞的缘故。 (58)
随着日元的急剧升值，日本企业加快了对外投资的速度。1993年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额为66.3亿美元，1994年急速增加到99.3亿美元。根据通产省的调查，制造业中海外生产比例1985年为3%，1993年上升到7.4%。其中运输机械为17.3%，电气机械为12.6%。在1983—1993年间，东京的中小企业减少2.75万家，同一时期日本在海外的制造业法人企业增加了1.6043万家。由于制造业转移到海外，1995年国内雇佣减少11万人。1991—1994年，音响机器业减少40%，约为6.1万人，录像机械业减少46%，约为5.4万人，电气机械制造业全体减少21.4万人，汽车等运输机械产业减少9.1万人。这种产业空洞化带来失业人数上升，1993年3月，完全失业者人数为208万人，失业率为3.2%，到1995年3月，人数上升到219万人，失业率为3.3%。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