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的变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农业人口继续减少。农业就业人口在1960年时约有1313万人，1965年为1086万人，减少227万人。但农村的户数几乎没有减少，只是农业劳动时间减少，从事农业以外工作的时间增加。仅依靠农业收入的专业农户从1960年的34.3%减少到1965年的21.5%，以农业为主兼业为副的第一种兼业农户从33.6%上升到36.7%，以兼业为主农业为副的第二种兼业农户从32.1%增加到41.7%。1965年时，兼业者的81.4%成为被雇佣者，其中之34.2%为外出打短工。 (34) 由于年轻人中学毕业后几乎全部到城市就业，中年男性也到城市做临时工，兼业农户的农活基本由老爷爷、老奶奶、老婆承担，因而为“三老农业”。

另一方面，人口向太平洋沿岸的城市集中，特别是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产业集中的三大城市圈集中；在东京湾、伊势湾、大阪湾、濑户内海等地区，填海造地后成为集中人口的新工业地带，但其他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出，特别是在缺少产业的日本海沿岸，出现了“过密”的大城市圈、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圈和人口“过疏”的地区。1955—1970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的都府县人口急剧增加，九州、四国、山阴、北陆、甲信、东北等21个县人口大幅度减少，其中岛根、佐贺两县10年间减少了10%以上的人口，10年间减少5%以上人口的县也有15个。 (35)

东京圈集中大量人口除工业较多的原因外，信息、权力、文化也是重要的因素。在地方圈中，因行政机构和大企业的分厂集中，同时也兼有信息、权力、文化功能的中枢城市，例如札幌、仙台、金泽、冈山、广岛、福冈、熊本等，其人口也较为快速地增加。即使在县厅所在地，人口集中程度也较为突出。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移动，不仅进入城市的青年男女结婚组成“核心家庭”的现象日益普遍，而且其意识也逐渐固定下来。早在1960年就出现了年轻女性提出“要房、要车、不要爸爸”的结婚条件，即使与未婚子女一起生活的中年夫妇，其高龄后希望不依赖子女单独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例如1955年有22%的中年夫妇回答“完全不依赖子女生活”，到1969年增加到50%，相反，回答“依赖子女生活”的人从45%下降到28.6%。 (36)

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积极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民间大企业通常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是家庭主妇，外出工作是利用业余时间贴补家用，因而女性的工作大多是低工资、无福利、按照时间领取报酬的“钟点工”。这样的女性工人不仅在纺织、烟草等产业较多，而且在电机、精密机械工业也迅速增加。因此，部分女性通常是结婚前工作，结婚后退职在家养育子女，子女成人后再外出做工。也有部分女性选择结婚生育后继续工作，因而出现了不少钥匙挂在脖子上去学校的小学生。1960年妻子无工作者为1026万人，有工作者为895万人，到1965年，前者增加到1139万人，后者增加到1051万人。

大量核心家庭入住“团地”，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尽管卧室仍为日本的草席，但兼充餐室的厨房使睡眠和吃饭的地方分离，过去的矮饭桌变成外国式高桌椅，特别是以“三件神器”为中心的家用电器的普及，烤面包机、电饭锅、吸尘器、被炉等也广泛利用，家庭生活方便化、西方化。特别是带有恒温装置的自动式电饭锅在1955年开始销售后，到1963年共生产500万台，因其过于方便，有批判说将“使女性变为懒惰者”。

在家用电器的普及上，城市与农村仍有差距。在1964年，电冰箱在城市的普及率为66.2%，在农村为14.5%；洗衣机在城市的普及率为75.8%，农村不到50%。尽管在社会阶层方面，家用电器普及率有差距，但其差距逐渐缩小。例如在1959年，1000个雇主家庭拥有244台黑白电视机，1000个临时工家庭只有19台；但到1964年，前者上升到974台，后者上升到619台。

随着电力、石油的广泛应用，过去厨房所用的木炭或木柴逐渐为液化石油气或电力所取代，同时消失的还有炉灶、炭炉、陶炉等。50年代炭炉与煤气炉同时存在，1957年木炭生产量到战后最高，但到1963年减少一半。即使在农村，1959年开始使用煤气，当时70%的燃料是木炭，热能的自给率为60%；但到1963年热能的自给率下降到30%。大量农村烧炭者失去职业，加入到外出打工者行列。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日本人主要的余暇娱乐是看电视节目，特别是NHK电视台在除夕夜举行的每年一度“红白歌组对抗赛”吸引了大批观众。据NHK电视台的调查，从1962年到1998年，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1963年12月31日NHK的“红白歌组对抗赛”，达到81.4%。大量的电视广告也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也有不少因广告成功而企业获得发展的事例。

另一方面，由于家用电器的普及、周休两日的实施，1961年出现了“余暇娱乐热”的流行语，同年滑雪者超过100万人，登山者达到224万人，旅行开始成为日本人渡过余暇时间的主要活动。尽管1954年日本航空公司开辟了羽田到旧金山的航线，但海外旅行尚未得到政府的许可。1964年4月开放海外旅行，但一年只能一次及携带500美元。4月8日，25人参加、平均48岁、穿和服女性较多的战后首次日本人海外旅行团从羽田飞往夏威夷，费用为36.4万日元，相当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的一年半工资，一般人难以承受。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廉价商品使“用完就扔”的一次性消费逐渐成为6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其中超级商场的出现推动了这一过程。日本最初的超级商场是1953年青山地区的纪伊国屋，当时主要面向外国人。1957年9月，超级商场“大荣1号店”在大阪开始营业，虽然遭到同行业人士的抵制，但超级商场迅速发展起来。1962年有店铺672个，1965年增加到2171个。但销售额的比重不高，仅占零售总额的5%，当时百货商店也只占零售总额的10%。超级商场发展迅速的背景之一是“饮食和起居的西方化”，食物为牛肉、黄油和汉堡包，起居室是窗帘、地毯和桌椅。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结果是大量垃圾，整个60年代，伦敦的垃圾增加10%，但东京却增加了三倍。特别是耐久消费品的废弃，这些粗大垃圾不仅给环卫事业带来困难，也给环境带来污染。

在经济优先主义的池田政权时期，大力实施人才培养政策。1962年文部省发表了《日本的增长与教育》白皮书，1963年经济审议会提出《经济发展中人员能力开发的课题与对策》咨询报告，均提到在中学阶段注意培养2%—3%的精英人才，其他均为从事机械劳动的工人。在其基础上，文部省为获得按照能力及适应性升学的客观资料，开始实施全日本一齐进行的学力测验，建立学生能力数值化的选拔体制。结果为争取好的名次，出现诸如教师在考试考场散发正确答案、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字考试日在家休假等作弊现象，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甚至出现了反对运动。尽管1967年统一学力测验终止，但加强了在学校中根据成绩决定学生发展方向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成为经营企业那样的管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