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承诺的实证研究

Scanlan等在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这一理论时，由于参与选择测量的问题，这一结构在最后模型检验时被抽掉［36］，只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四个前因结构（见图1-3）。检验结果证明运动承诺的四因素模型与数据拟合很好（CFI=0.981），能很好地预测和解释运动承诺（R2=0.68）。运动承诺与运动乐趣、个人投入、参与机会之间的关系假设得到了验证；结构方程模型得到了与初始假设相反的结论：社会约束与运动承诺为负相关。

图1-3　Scanlan等验证的四因素模型［38］(https://www.daowen.com)

Carpenter（1998）通过两次前后调查的比较，来检验运动承诺随时间的改变，是否与运动承诺决定因素的改变有关，从而真正验证运动承诺五个前因与运动承诺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运动承诺变化与运动乐趣、参与机会的变化有显著性关系。［37］

这一模型提出后，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针对特定对象和情境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Konstantinos Alexandris（2002）在健身俱乐部的情景下对这一模型（四因素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在健身俱乐部的情景下是有效的（CFI=0.957），所有的前因结构在预测运动承诺上都是显著的，四个前因变量可解释运动承诺44%的方差变异。Konstantinos Alexandris认为，在不同的场景下和对于不同的运动项目，承诺的前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并认为在健身俱乐部的情景下，经济投入和参与机会是最重要的。另外，还认为运动承诺理论的缺点是对社会环境因素考虑较少。［39］

殷恒婵和周之华（1999）用这一模型研究了北京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运动倾向性。认为运动倾向性五因素模型比较符合北京青少年足球运动员（CFI=0.81），其中运动乐趣、个人投入、参与机会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社会约束几乎没有作用。［40］丁庆建等（2001）用这一模型研究了大学生体育活动倾向性，结果表明：运动乐趣、参与选择和个人投入对大学生体育活动倾向性有正面效应，社会约束因素对大学生体育活动倾向性有负面效应，人际关系因素对大学生体育活动倾向性有微弱的影响，建立的结构模型能较好地评价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倾向性（CFI=0.90）。［41］这两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运动承诺模型作为理论框架的跨文化效度。国内学者采用这一模型进行研究时，将Sport Commitment翻译为运动倾向性。考虑到与国内在组织承诺和工作承诺等方面的研究保持概念上的一致性，将Sport Commitment翻译为运动承诺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