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承诺理论的发展

在运动承诺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不仅在多种情境下对原有运动承诺模型进行了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而且，从心理测量、理论结构、前因变量探索和理论整合等方面发展了运动承诺理论模型。

Wilson Philip（2004）用这一模型作为指导性概念框架探索了运动承诺模型在锻炼领域的应用，并检验了承诺和锻炼行为频率的关系。因子分析表明：运动承诺的五个前因在锻炼领域也是有效的，并认为锻炼承诺存在两个维度“自愿的”（want to）和“必须的”（have to）；结构方程分析五个前因变量能预测承诺两个维度的31%和51%的变异，对于锻炼频率只能预测12%的变异；乐趣和个人投入可以预测承诺的两个维度，而参与选择和社会约束只能预测必须的承诺（have to）；自愿的承诺（want to）是锻炼行为的唯一预测因子。［42］

Maureen（2001）在研究少年网球运动员运动承诺的决定因素时，对模型结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社会支持和认知到的能力两个理论结构，并且提出了一个修订模型，这个修订模型是把运动乐趣作为其他变量影响运动承诺的调节变量，如图1-4。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模型都是可接受的，比较而言，修订后的结构模型在理论上更好。［43］

图1-4　Maureen修订的运动承诺模型(https://www.daowen.com)

Scanlan等在2003年的Elite Athlete Commitment研究中，在原有的五因素模型的基础上也增加了社会支持一项，把该模型扩展为六因素模型，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支持被定义为：“感觉到来自他人对参与运动的鼓励和支持”，认为社会支持促进了锻炼承诺。应用新设计的Scanlan协作访谈法（Scanlan Collaborative Interview Method，SCIM）验证结果支持了这一理论结构。［44，45］

Guillet（2002）在研究女性手球运动员退出现象时，组合了运动承诺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用成本/效益分析来分析运动经历，预测锻炼乐趣，如图1-5。在这项研究中，成本/效益分析只考虑了认知到的利益（perceived benefits），这些作为认知到的好处的前因变量有：能力（competence）、自治（autonomy）、发展（progress）、关系（relatedness）、教练支持（coach's support）和运动时间（playing time）。这个研究为全面理解运动乐趣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46］

上述的研究尽管都与体育运动参与有关，但在内涵上与心理承诺的其他领域研究有一定的交叉。对专业运动员来讲，某项体育运动就是他的职业，因此，他对这项运动的承诺实质上又是职业承诺；对体育俱乐部成员来讲，他持续参与俱乐部的运动项目，一方面是由于对运动项目的承诺，同时也表现为对某一俱乐部组织的承诺，很大程度上是组织承诺；而从身体锻炼坚持的角度出发，是针对一般意义的体育锻炼，并不强调锻炼的具体运动项目或活动组织形式。因此，随着研究进展，运动承诺概念细分为三类：运动职业承诺、运动组织承诺、身体锻炼承诺。根据运动承诺的定义，身体锻炼承诺（Physical Exercise Commitment）可以定义为体育锻炼者渴望和决心继续进行身体锻炼的一种心理状态，简称锻炼承诺（Exercise Commitment）。

图1-5　Guillet引入社会交换理论后的运动承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