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材和表现方式上的变化，可看作是周立波对高度政治化时代广为流行的“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现代科层政治意识形态的无声抗辩。我这样说，主要原因在于周立波与当时一般狂热地吹捧政治运动的追波逐浪者不同，不是说周立波脱离了政治，关闭在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写他的小说；他就生活在政治潮流中，但他的作品却有他对生活的独立见解，从而使他所描写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却让人产生一种对于运动的游离感。《山乡巨变》正篇发表和出版当时，与评论界称颂这是一部热情讴歌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的意见稍有不同，王西彦先生当年的文本细读更切近周立波作品“精神还乡”的本意。1958年王西彦《读〈山乡巨变〉》文章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写道：“作者从一个派到清溪乡去负责搞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县干部，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入乡写起，一直到全乡建立成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止。作者所以要这样做，很明显，是为了写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里的领导作用。这一条红线，在作品中通过邓秀梅，乡支部书记李月辉，以及围绕在她们周围的一批积极分子形象，从头到尾贯串着。就是这样一些人，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形势逼人的高潮，成为整个合作化运动中的主流。”xxx文章对小说的概括紧扣着作品实际，却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xxx

与《暴风骤雨》有所不同，《山乡巨变》对于革命形势的描述从一开始就与领导者的说法有严重分歧。具体说来，清溪乡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的愿望并不像领导者说的那么强烈，县里干部虽不能说“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但当地也没出现一种自下而上、农民自发要求组织农业合作社、“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的局面。因此当时有批评随即指出：“《山乡巨变》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小说“背景是1955年初冬，那正是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之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但是我从小说中感觉不到那么一种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气象”。不仅没有“高潮”气象，小说“在邓秀梅到来之前，清溪乡仿佛还是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中”。批评者还说：“小说中感觉不到那种农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的迫切要求。只是因为邓秀梅带着上级的指示来到清溪乡，清溪乡才动起来。我只看见干部们忙于说服这个，打通那个，只看见一些落后分子对合作化的怀疑、抗拒，（虽然这写得很出色）这样，人们就很难理解这里的高潮究竟是凭着什么基础搞起来的”xxx。这种看法与王西彦对小说发生背景的描述虽然褒贬不一，但从两个方面都证实了一点，周立波小说与中央文件的精神的确存在分歧。至少周立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究竟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敏感，也不是小说关注的焦点。

小说的聚焦点显然另有所在。小说出版当年，有读者问周立波：“虽然整个作品的中心是围绕‘建社’问题，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不知作者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法？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情节结构方面是怎样构思的？”周立波回答：“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点有远有近，落墨有淡有浓，考虑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个别串连，最适合于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了这段……”关于小说缺乏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整体结构，把刻画人物放在首位，使作品布局“显得零乱”，对这方面意见，周立波进行了一番措辞婉转的辩解：“我想，人们可以感觉得到，合作化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上自毛泽东同志，下至乡的党支部，各级党委，全国人民，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动。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这些人物生活中的矛盾，“就是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xxx。

在政治运动高潮期间，周立波对读者提问的解答，主要不是为自己辩解，讲小说怎样地配合了运动，或者小说的“中心”就是围绕“‘建社’问题”。他诚实地回答，小说的“中心”就是“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表现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写作中，周立波说，他认为哪一段最适于他生动地刻画人物，他“就着重地反映了这段”。这样的回答，与政治激进化的形势显然是有距离的，但重要的是它符合小说的实际，也符合周立波题材选择的实际。《山乡巨变》最成功的描写是人物，特别是那些思想不那么先进，却与清溪乡生活血脉融通的芸芸众生。这些人物生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但运动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一部分；不是说作品的描写有意地想要背离运动，而是运动因为有了生活中这些人物，才获得一种真实存在的理由。运动不是被上级机关指派下来的清溪乡生活的附着物，而是反映中国现当代农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过作家对故乡的抒情描写，对人物的生动刻画，那场被看作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政治运动，与清溪乡当年生活的风景已融为一体。

从作家和批评家个人来说，周立波决不是喜欢落后人物的作家，王西彦也不是鼓励描写落后人物的批评家。但是在他们眼里，人物“落后”与“先进”两极化的写作模式，在小说艺术中并不占有先机。如果人物形象抛开了真、淳、朴、拙的性格特点，先进也好，落后也罢，似乎都不在他们艺术发现的视野之内。作家和批评家在对小说艺术探索中，对人性可爱的一面，或者对何谓“人类之爱”这个艰难的艺术问题，有颇为独到的表现和理解。《山乡巨变》中盛佑亭的性格就像他的外号“亭面糊”：故乡的生活已经跨进现代门槛，但他却拖拖拉拉地“不识时务”，更不会见风使舵。土改后，别人都争着要“贫农”的好成分，他是贫农，却怕被人看不起，到处说“我也起过好几回水”，是发过财的人。他成分好，但那种“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斗争观念，与他一点也不搭界。他对乡里乡亲的没一点戒心，“不问对象，一张嘴巴乱说”，随随便便就对人“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他不知道迎合领导，开会就打鼾，也不管在领导眼里，这会议有多么重要。老贫农陈先晋“从十二岁起，就下力作田，四十年如一日，简直不歇气”，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老作家，田里的功夫，门门里手”，好不容易开出一亩山地，甚至连土改分给他的五亩水田都比不上它金贵。他相信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无论种田还是世道，他反对任何微小的变化，更不要说“入社”这样的事了。但他的儿子和女儿、女婿坚决要当农村社会改造的积极分子，他在守住土地还是守住儿女亲情上必须做出抉择，最后“没得办法”，只有“入社”。刘雨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分子，但他的前妻张桂贞，因不满丈夫每天在外面忙公事，冷落了自己，又怕农活辛苦，一心想嫁到城里去。小说对这位农村妇女的描写生动，正如她事事以自我为轴心，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想法，从而也是一个把自己封闭在狭小天地的人。她以为只要和刘雨生离婚，嫁到城里便一好百好，却从没想过，她想嫁的城里人如何考虑她：“谁知道街上（指城里）那边嫌她不是红花姑娘，不肯要”，结果落得个“扁担没扎，两头失塌”。

不仅“落后”人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乡村生活的普通人。乡支书李月辉一点也没有当官的架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不急不缓，气性和平”，“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欢他”，喊他“婆婆子”。他说：“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我一逞性，发气，人家都会躲开我，还做什么工作呢？”他一心一意为大伙办事，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特别有趣的是，小说写他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曾与区上的同志一起犯过“右倾的错误”，他形容自己慢吞吞的性格：“像我这样的人是檀香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这些话当时被看作“右倾”言论，但丝毫未减村民对他的信任。邓秀梅刚到清溪村，见亭面糊听信谣言，就问大伙是不是都相信？盛淑君斩钉截铁地回答：“李主席没讲过的话，我通通不信。”“李主席”就是乡农会主席、支部书记李月辉。由此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村民们最终都入了社，并不在于他们对中央文件有多么深刻的理解，他们不在乎这场运动究竟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关键是有李月辉这样让人信得过的农村基层干部，有这样具有纯朴善良的人格魅力的人带领他们。

小说各章有小标题，向读者介绍一个一个人物，比如“支书”，“面糊”，“菊咬”，“淑君”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这一段又一段的人物故事，平凡是平凡极了，当他们汇集在一起，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的特点就充分展现出来。当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步、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当农民正在经历一场土地与个人分离的自我革命，即把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交出去的时候，因为有邓秀梅、盛淑君、李月辉、盛佑亭、陈先晋、刘雨生、张桂贞等这样一些人物，有他们生活中那些活灵活现的命运轻喜剧，这场农业现代化运动在清溪乡，不表现为对农民生硬的剥夺；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它切切实实地体现为一种“软着陆”。也许有人认为，周立波把这一切都加以喜剧化，或美化了。但只要仔细读过这部小说，你不得不承认作家表现了这样的实情：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盛佑亭、陈先晋这些曾经过着贫苦生活的农民中间，的确没有“自下而上”的基础，但是由于小说“写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里的领导作用”“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形势逼人的高潮，成为整个合作化运动中的主流”，在这样的时代潮流面前，农民们也并无执意地反对，更没有由反对而发展为直接对抗的行为，农民的政治觉悟与对李月辉、刘雨生等村社干部的信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通过描写“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唐·杜牧《睦州四韵》）的乡村景致，写人物妙趣横生的家长里短，把这场由政治革命引导和推动的乡村巨变，演义成为一种合乎人情事理的生活故事：老一代农民和乡村陈旧、保守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向充满青春躁动、并对未知前景充满渴望的青年一代低头、让路。

这里再举邓秀梅对盛淑君谈论爱情为例。小说描写乡里年轻人在合作化运动中产生了爱慕之情，邓秀梅对她的好友盛淑君说：

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就会不至于泛滥，就会从它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

批评家认为小说这番描写的语言显得突兀是非常有道理的xxx。农村青年在婚恋问题上的表现是测量社会现代化程度一个重要的参数。清溪乡年轻人在这方面，不仅行事做派，就连语言表达都染上都市“小布尔乔亚”色彩，更打破了乡村传统生活的限制，打破了男女情事间授受不亲、不敢正视的旧时代氛围。邓秀梅说这一番话，原本是青年干部在“做工作”，但作家一如既往地把这种“工作”，把容易概念化的说教，点染成闺中密友互诉衷肠的场景，从而使盛淑君改变了自己原来对邓秀梅“不正经”的想法，并且大胆追求自己爱恋着的陈大春。年轻人的爱情“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这是现代农村变革必然取得胜利的先兆。陈大春是陈先晋的儿子，像陈先晋这样比较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在儿女们渴望新生活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屈服，即使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不理解，不赞成，也不得不跟着时代、跟着儿女和家人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