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精神

70年前毛泽东的《讲话》，鲜明地流贯着一种思想启蒙者、精神解放者和文化开拓者那种自由、自主、自信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是一切历史进步期和社会上升期的主流精神状态，也是一切创造者、拼博者的主流精神状态。它会超越具体的行业、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历史实践，对人类生命起引燃、激扬作用。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先驱。作为他们年轻的战友，毛泽东是在那一代思想启蒙者和开拓者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发育和成熟了自己精神创造者的心态。而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则成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者和引领者——使中国革命从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化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讲话》与先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著作，还有活跃的边区文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气度和创造激情，使我们能将潜藏在其中的情绪性内容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博大精神气度交融为一体，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新历史时代的脉搏——那是敢于面对新的现实，鲜明地提出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开拓新的思考路子、理论路子和实践路子的创新意识；那是善于抓住机遇，从宏观格局和社会的整体环境中，借助历史推力，果断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智慧；那是在平等真挚的讨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上，在传统、现实、未来的交汇中，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凝聚新思路的开放融汇精神；那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能迅即将启蒙的思考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转化为社会实践行为，转化为新的文化艺术模式，而进入历史的文化执行力、实践力；那是理论者和实践者在从事精神创造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创造素质，而进入一种自如、自信、自主的最佳精神状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创新的内容、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激情——这就是我们从“延安文艺”和《讲话》中强烈感受到的。xxx

的确，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便是实现民族化，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1956年，毛泽东更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xxx周立波是一个一生追求进步、与时代同行的作家。他认真地改造自己，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研究湖湘地域文化，终于开辟出一条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xxx我们知道，周立波既有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同时又有广阔的外国文学、西方文学知识，是一位研究外国文学颇有建树的学者。他以广阔的视野翻译、评论了许多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其翻译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有近百万字，向中国学者推介评论了托尔斯基、普希金、高尔基、萧伯纳、罗曼•罗兰、马克•吐温等一大批外国著名作家。周立波主张借鉴外国文学的成功经验，比如他认真研究外国文学在典型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幽默风格、风景描绘、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技巧，推崇苏俄文学“和人民连接在一起”的创作方法，从中吸取精华，融入自己的作品。他的不少作品无论是人物塑造、环境描写、还是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等都广泛汲取了西方文学、外国文学的优点，这正是他心胸开阔、放眼世界、大胆拿来的结果。但是学习的目的在于创新，正如他说：“有许多形式，外国很发达，我们不能不学习，不但现在要学习，将来也要的。但是学习决不是止于模仿，我们要添加自己的新的进去，这叫做创造。”xxx 最终周立波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大众化、民族化的创作道路，而现代小说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方法，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绝迹，而是经过了改造和转化，不露痕迹地化解在文本中，使他的作品氤氲着一种现代气息，真正体现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

而当下的中国文坛多多少少存在一种不思进取、盲目模仿（仿古仿洋）、崇洋媚外之风，模仿有余，创新不足。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和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