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一次浪漫主义情怀的谨慎释放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力图遵循党的文艺思想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几乎看不到他的浪漫情怀。但是到他写作《山乡巨变》时，主客观环境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使得他的浪漫情怀有所复苏。不过，在理性的层面上，他还是保持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因此，他的浪漫主义情怀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释放，或者说是一种谨慎的释放。
《山乡巨变》的浪漫主义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日常生活情趣
小说的本意是要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清溪乡，如何在党的领导下，集体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的。邓秀梅是下派到这个乡的干部，小说就从邓秀梅“入乡”写起，这分明是一个社会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构思，但周立波的叙述经常走神，在日常生活情趣的细节上不吝笔墨，这类日常生活情趣的叙述，基本上都游离于合作化的主要情节之外，可以说是周立波内心情趣的无意识地外溢。比如清溪乡第一次开支部大会研究办社，这也是邓秀梅第一次和大家正式见面，应该是展开主要矛盾的重要关口，但整个大会的描写几乎没有涉及到合作化的问题，周立波倒是津津有味地去描写邓秀梅照本宣科地传达上级指示时，人们思想开小差的状况，李主席于是建议休息一下，周立波接着写邓秀梅与大家打扑克，盛清明打扑克作弊，几乎就写了三页纸。周立波还写到一次妇女开会，基本上就没提开会的内容，先是写李月辉主席与盛淑君的打情骂俏，然后写“讨论的时节”中妇女们的各种恣意的情景：“她们互相依偎着，喧闹着，听到一句有趣的，或是新奇的话，就会哧哧地笑个不住气。”有些地方明显感到与小说主旨不相干，甚至影响了主要情节的发展，如写有人发现秋丝瓜偷偷把牛赶出村时，组织人马追牛，这一章的标题就叫“追牛”。但一开始大段描写却是盛清明在追牛过程中发现了恋爱中的陈大春和盛淑君，他与这两位恋人的斗嘴寻乐。在追牛这么紧张的时刻，似乎插入一段轻松谐趣的情节有些不合情理，但恰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把握到了周立波的内心情感的涌动。
其二，爱情的抒情化
《山乡巨变》写了几对人物的爱情。爱情似乎是小说必不可少的情感因素，写一个乡村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自然也会涉及到人们的爱情生活，但需要注意的是，周立波在小说中是怎么处理爱情描写的。小说主要写了盛淑清与陈大春、刘雨生与盛佳秀、邓秀梅与余家杰等人的爱情。篇幅最多的是盛淑清与陈大春的爱情，两个进步青年，合作化的骨干，相亲相爱是自然的，五十年代反映农村现实的长篇小说大多都会设计这样一对恋人。但周立波不同于别的作家的写法，他并没有刻意强调两人的志同道合，相反，他把爱情描写当成了个人抒情的渠道。最典型的是邓秀梅对盛淑清的一段爱情启蒙，邓秀梅说：“这是一种特别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就会不至于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而写邓秀梅与余家杰的爱情，则采取了一种谐趣的方式，他写邓秀梅准备给爱人写信时，盛清明撞了进来，然后以玩笑的方式代邓秀梅写情书，把一对知识者的爱情与日常生活情趣融合为一体，这不能不说是周立波对爱情的独特表现，他并没有去强调邓秀梅爱情的革命和政治内涵，在写到余家杰给邓秀梅的信时，尽管五页信纸“光谈工作”，但周立波引用的却是与工作毫无关系的“几句感情话”：“我虽说忙，每到清早和黄昏，还是想你。有一回，我在山上，折下一枝带露的茶子花，不知为什么，闻着那洁白的花的温暖的香气，我好像是闻到了你的发上的香气一样。亲爱的秀梅，来一封信吧，仅仅画几个字来，也是好的。”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爱情则具有一种民间浪漫色彩，它活脱脱是一个民间故事“田螺姑娘”的改编版。周立波的爱情描写当时就受到的批评，王西彦说这样的话“出之于邓秀梅的嘴巴，也总觉得不大切合身份”。
其三，乌托邦的怀想
最重要的是，周立波在建国后回到家乡，心情有了特别的放松和解放，尤其对于一位积极主动改造自己思想的知识者而言，内心始终处在高度的紧张和焦虑之中，总觉得自己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始终绷着一根政治之弦，但家乡的新气象让周立波感到了由衷的喜悦，尤其是与乡亲们交往时，没有了政治上的禁忌与约束，体会到一种亲情乡情的温暖，紧绷的神经也就可以放松下来。在这样的情景下，周立波的主体性也被悄悄地唤醒，他的主体性同乡村民间文化得到了沟通，他曾回忆那一段在家乡是与乡亲“比邻而居，喝着同一井里的泉水，过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朝夕相见，共话家常”。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周立波是把《山乡巨变》当成抒发自己情感的散文来写的，他时不时跳出合作化的规定的重大主题之外，让自己的浪漫情怀得到一点点释放。周立波回家乡，正是农村分完田地，处在一派欣欣向荣，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是与周立波的人生信念相吻合的，因此，他将自己的乌托邦怀想移植到了乡村，在《山乡巨变》中，他的这种乌托邦怀想也有所流露。陈大春与盛淑清有一段在月夜下畅叙情怀的情节，其所叙内容就包含着对乡村乌托邦的构想。我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流传着描绘农村未来美好前景的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读《山乡巨变》才发现，这个想象还是来自陈大春对合作化的畅想。陈大春都为这个乡村乌托邦画出了一张草图，当他被调去当工人时，他将这张草图转交给了刘雨生。
《山乡巨变》分上下卷，分别写于1957年和1959年，这两个年度的政治环境和周立波的写作心境大不一样，所以浪漫主义的谨慎释放只是表现在上卷里，到了写下卷时，周立波的浪漫主义情怀又被彻底压抑下去了。这也是邓秀梅这个人物为什么突然就在下卷里消失的主要缘故，在很大程度上，邓秀梅是周立波的自我投射，当邓秀梅离开后，也意味着最具周立波自我色彩的因素也消失了，因此下卷的韵味比上卷就差多了。因手头只有文革以后的版本，无法以1958年的原版本作为研究对象，我印象中，周立波以后对原版本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其中就将一些浪漫主义的自然流露作了删除。对照原版本与后面的修订本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周立波复杂的内心以及他的被压抑的浪漫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