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想是一个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但既然谈文学的理想，应该主要遵循文学的原则，换言之，需要按照文学的标准、从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来考察。以文学个性为出发点，文学理想所关联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的精神世界；二是作品所描述的生活世界。因为任何文学都只能由作家和生活两个要素构成，任何对文学的评价也应该建立在这一前提上，文学理想的评价自然也不能例外。

以之考察，作家心灵的真诚是考察文学理想的基本标准之一。因为文学是心灵的产物，它的真诚与否既直接决定文学的某些本质，也会直接影响文学对现实表现的真实性。如果作家是带着真诚来描述的，内在蕴含着作家对未来的期待和梦想，其理想就至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单纯的真诚不能构成理想的完整合理性，它不能离开与生活的结合。因为文学表现生活世界，它需要遵循生活的主体权利，要受到生活的制约。也就是说，文学理想的合理与否，另一重要标准是文学所展现生活是否具有主体性，是否符合事物本身的特征和本质，是否代表了它的要求和愿望。作家精神与生活主体的和谐统一自然是文学理想的完美境界，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因素之间是有很大程度一致性的，因为作家的真诚往往是反映生活主体特征和要求的重要基础。当然，也会存在有二者相背离的情况，就是尽管作家满怀真诚，但由于种种原因限制（如作家拥有的生活基础以及对生活的认识程度）并不能真正反映生活的主体要求，其理想是虚幻和与生活相背离的。

具体到“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其理想蕴含着作家们的真诚是基本没有疑问的。因为几乎无一例外，其创作者们都来自乡村，既与乡村有很深的精神和血脉联系，又都很熟悉乡村生活，了解乡村多方面的情况和发展要求（像赵树理、柳青等作家都针对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撰写过专门的文章和意见书，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都发表过针对性的意见或批评），而且，他们大都对乡村命运有真诚的关切，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个人生活与乡村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文学为关爱乡村的一种方式。如周立波、柳青为了文学创作长期安家到农村，赵树理也始终保持与农村的密切联系，为了写作《三里湾》，到农村长期蹲点。浩然、李准、王汶石等作家对乡村也深有了解，生活积累很丰富。在这一点上，孙犁对他写作《铁木前传》的表述很有代表性：“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生活，选择了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予了全部感情。”xxx

这种感情投射在作家们的创作上，最显著之处就是作品的价值立场和关注点。“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表现出较鲜明的乡村本位价值立场，也就是说，作家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价值偏向都是以乡村为本位的。城乡关系是一个较直接的体现。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和农民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十七年”的城乡差距虽然不像后来显著，但也颇引人注目。在这方面，作家们普遍表现出对乡村立场的维护。最典型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作品借种种方式揶揄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进行美化。这种价值偏向是如此之剧烈，以至于有批评者进行质疑，认为它是“在一种假想的状态中彻底否定城乡之间存在的现实不平等”。xxx同样，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作品也表示了鲜明的乡村价值观。在对马有翼、范灵芝等回乡知识青年与王玉生、王玉梅等本土农村青年之间，赵树理对后者的价值偏向非常明显。在《卖烟叶》等作品中，赵树理更谴责了那些想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的青年农民。

这一点更体现在如何对待乡村青年前途的问题上。在城乡差别明显的中国社会，农村青年的出路是一个很现实也容易让人产生矛盾的问题。从青年的发展出路着想，离开乡村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在当时城乡之间人才的流动还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但是从乡村发展着想，留住这些人才又非常有必要。正是在这些有冲突性的选择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们以乡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xxx。这些作品塑造了许多优秀农村青年形象，如《山乡巨变》中的盛淑君、陈大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马有翼，《创业史》中的改霞，以及《黑凤》中的丁黑凤、李月艳，刘澍德《归家》中的李菊英等。在人物个人前途和乡村前景的冲突间，作家们也常常会陷入到矛盾中，但绝大多数作品的选择是让青年们留下来建设乡村。对此，有批评者予以指责，但其实是作家们对乡村的热爱战胜了对人物的热爱，是作家们对乡村美好前景的期盼超越了对个人的感情xxx。

作家们对乡村的关注，最突出的当然是现实政治运动。撇开其复杂政治内涵不谈，运动中蕴含的一个关键点是对乡村的改变。姑且不论其结果如何，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作家们期待乡村发展的主观愿望。或者说，作家们之所以那么积极地投身于对现实乡村运动的书写，是因为他们有通过运动改变乡村面貌的真诚期待。正因为这样，作家们在热切关注运动本身之外，还醒目地表现了与乡村发展相关联事物的热情。前面所谈的乡村青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乡村的科技改革。在“十七年”时期，乡村科技是改变乡村面貌、发展经济的重要前提，作家们的创作中也普遍有所关注。如《创业史》中写到水稻密植，《三里湾》中更是对王玉生从农具到种植方法等多种科学探索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大量赞美，《耕云记》叙述了萧淑英的科学天气预报，西戎的《丰产记》和马烽的《韩梅梅》则分别关注了玉米品种改良和科学养猪的问题。作为这种心理更急切也更直接的表现，是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憧憬。《不能走那条路》和《创业史》都通过鲜明的新旧对比，以农民们昔日幸福追求的不可实现来映衬现实和未来的美好。《山乡巨变》则通过陈大春与盛淑君两个农村青年充满热情的幻想，描绘了一幅乡村未来的美好蓝图。《三里湾》更是直接描画出“现在的三里湾”、“明年的三里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不同图画，反映了作家略显急迫的理想心态。

由此可见，“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中的乡村理想与作家们的乡村情感、乡村立场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对乡村的深厚感情和期待乡村更美好的真诚愿望，既使作家们拥有乡村的价值立场，也使他们很自然地认可现实中的合作化运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对其进行某些美化，忽略掉其中的阴暗面。不排除这中间也可能会羼杂时代政治要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至少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作家们的乡村情感与现实政治运动之间是有较多契合的，正是这种契合决定了作家们理想描画的真诚性。

正因为有作家们的真诚情感为基础，“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乡村理想并不背离于乡村主体，而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乡村的真实愿望和要求，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其一，从根本上说，“十七年”农村最初实行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是否完全不具有现实合理性，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至少在运动初期，这一政策确实较大幅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帮助了绝大多数农民走出贫困，避免了迅速的分化。我们往往以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以及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来规范对“十七年”及其乡村生活的认识，其实，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他们最期望的，是走出贫穷、物质丰裕，是精神愉悦、生活幸福，至于到底是私有制还是集体制并不是最主要的。即使是在今天的农村，合作的方式也被很普遍地应用，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可以将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作一对比。合作化运动的科学改良、相互帮助促进丰收等理想描画确实是有可实现可能性的，也确实代表了当时许多农民的愿望。但是，“大跃进运动”中的许多措施却是完全背离了农民的愿望，是政治对乡村的权力异化。二者在实质上有着云泥之判；其二，五六十年代农村的氛围确实是比较积极单纯，是较有理想激情色彩的。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新生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积极向上，而且，在多年战争之后进入稳步发展的和平时期，人们的心情自然是充满喜悦的——尽管这种喜悦是以单纯为前提的——在整个社会洋溢着激情和欢乐（尽管可能有些盲目）的氛围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正幸福地感受着土改以来的巨大生活变迁，他们呈现出更大的生活热情，拥有对生活的更强烈愿望和美好期待，是完全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其三，农村“新人”也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在时代氛围的感染下，一些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表现出了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精神气质，如热情、忠诚、无私，以及对集体的绝对信任，甚至具有一定自我牺牲精神，是具有合理性想。因为“十七年”的文化具有某种乌托邦性，也暗合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历史和现实文化的引导，使一些单纯质朴的农村青年受其感染，表现出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精神面貌和行为特征。我们可以说这种精神和行为是单纯的，但很难说它是不恰当，更不能否定它的真实性——所以，对于当时报刊上经常宣扬的农民模范事迹，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怀疑和鄙薄，相反，在这种怀疑和鄙薄背后，也许正折射出我们自身心灵的某些市侩和卑微。

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中的理想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乡村主体精神某种程度的高度张扬，是作家们内心情感和希望与乡村自我发展的高度结合。或者说，作品中的美好环境、善良伦理和喜悦生活场景，以及生长着无数充满才华和朝气的优秀农村青年、乡村科技的迅速发展，既寄托着作家们改变现实乡村的美好愿望，也传达出了乡村（农民）对未来世界的渴望和憧憬，可以看作是乡村自我发展的某种理想状态。特别是它们在城乡关系中所寄托的理想因素，更反映着长期处于卑微状态的乡村的自信和自强愿望，反映着农民们期待着乡村物质的丰饶、生活的美好，也期待着精神上的自信，在城市面前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价值尊严。作家们的这些理想图画既具有传统农民文化的因素，也有所更新和发展，它使中国传统农民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理想上升到民族国家意识和对乡村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对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来说，这都是一次思想的升华和大变革，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品质的有意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