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破译这些密码，不妨先到周立波居住上海期间的亭子间去打量一番。

我们知道，在现代化都市的居住空间中，“亭子间”至今仍是上海石库门房子格局中居住条件最差、最不起眼的居住空间。它通常位居正间或厢房之后，通常夹在灶间之上、晒台之下，高度2米左右，面积6～7㎡，仿佛在一幢房子的缝隙里硬挤出来一块空间。它朝北背阴，冬冷夏热，原本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大量的亭子间可供租住，租赁费用相对低廉。据193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测查数据显示，亭子间的平均房租为3. 91元。xxx事实上，周立波驻留上海期间就一直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

1928年2月，疑为“赤色分子”、险遭逮捕的周立波告别故乡，随同两年前认识的的本家堂叔周扬，初到上海时就与益阳籍的林伯森、林岳松、刘宜生等几位同乡一起住在北四川路德恩里的亭子间。193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因“品行不良”为名被上海劳动大学开除学籍的周立波，虽一度返回湖南老家住了3个多月，但当年秋天即重返上海，仍然与周扬等合住在一起。1934年10月，因被囚禁而身心憔悴的周立波，在老家益阳修整短短2个月后，第三次来到了上海。虽然改住在法租界，但那也是一个亭子间：“楼房后面一间小小的房子，一床一桌一凳，再没有别的东西。屋角的地板上，堆着书和报纸杂志。三十年代他写的许多文艺论文，翻译的基希的报告文学，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都是在这样的屋子里搞出来的。”xxx。这是当时和后来与周立波交往均较密切的现代作家艾芜的深情回忆。

其实，关于“亭子间”这一栖身之所的历史记忆，周立波自己的平静怀想和客观叙述更值得注意。他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和立场来描述和回忆的，他说：“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灶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间，如果有三层，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我在上海十年间，除开两年多是在上海和苏州的监狱里以外，其余年月全部是在这种亭子间里渡过的。”xxx

事实上，从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尤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和隐喻空间，“亭子间”的称法并非一个褒义的修辞策略或叙事手段。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显然，这批刚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窑洞里”的文化人，是被定性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在对来自“亭子间”的文化人的一种批评，并逐渐演化为人们关于“亭子间”作家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固定印象，他们必须改造思想、转变立场以适应革命根据地的文化目标。

但是，“亭子间”所具有的重要文化意义，却在于从这样一个民居建筑所反映或显示出来的居住者所处的阶层结构和文化业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居住在“亭子间”多与居住者近乎赤贫的经济地位和无名小卒的文坛地位直接联系着。经济拮据的市民，大多选择租赁一间亭子间居住；而一些单身在沪谋生的职业青年，往往也“愿意合租亭子间，吃包饭，既省钱方便又可免去孤独的伤感，而且别有一番苦中作乐的浪漫情调”。这非常吻合周立波初来乍到是的情形，几个益阳老乡“合伙弄了两个火油炉子，自己烧菜做饭，过着一种清苦而又闲荡的生活”。xxx

亭子间是上海城市居住空间的一个符号，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日常环境和拮据的生活空间中，30年代的上海却创造出了辉煌的“亭子间”文化，“亭子间”文化也成为了上海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而创造“亭子间”文化的真正主体，基本上就是周立波这样一群手中物质资源和文坛名望都极为缺乏的、外地来沪的左翼青年文化人。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学生产工场里，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曾卜居其间。要知道，自晚清以降离开故乡、侨寓城市的成千上万的青年能在文化史上青史留名的微乎其微啊！因此，当周立波于1963年将他1935年到1937年间撰写的15篇论文汇集为《亭子间里》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行为方式和书写意图，我以为就是用“亭子间”的命名修辞策略，既显示他驻留上海时期的一种生活困境，更彰显他对这段生活经历的自豪和自尊。

在一幢建筑的这样边缘部分，也是在一座城市的这样边缘地带，居住在“亭子间”的周立波，无论从居住条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说都是一个上海城里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边缘人。在人们眼里，真正的“亭子间作家”就是指这样一批刚来上海、生活无着、徘徊于城市和文坛边缘的文学青年。亭子间是周立波进入上海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他是靠外国文学的译介从“亭子间”起步而一步一步走上文坛中心的。周立波20世纪30年代的外国文学译介，已成为了上海“亭子间”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