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与艺术表达精致同构的文本形态

熟悉当代中国文学的都知道，十七年的小说，在艺术表达与艺术构建上有一个共性的特点，那就是对“史诗”的追求。如果把20世纪的中国进程理解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社会转换、由无产阶级革命向共产革命过渡的独特探索与实践，那么它不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改朝换代或者国家机器的更迭、意识形态的演变问题，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应该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关系到人的主体改造的历史性运动。在20世纪百年进程中、上半期，这一革命主要是围绕着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展开的阶级斗争；进入到下半期，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形式与社会的控制系统，其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思想设计来引领与推助这种社会模式的实现，中国50年代农村所发生的革命就是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上。

这里，我们不想去评价这场革命的正误，它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甚至现在评价它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当年许多热情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切地以近距离观照的方式，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积极而忘情地描述。相关的写作甚至直接以“史”、“传”等特别的语义来加以标识，试图将这样一个改变了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重大社会变动以“史诗”的笔墨记录下来。周立波当然也不例外，他感受到了这样的历史性变迁，但对这一历史演变却有自己的体认。作为主流作家，对于来自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方针、政策，出于党性，他不会产生怀疑与反对，然而作为回归故土、密切接近山乡农民生活、熟习农民心理与个性追求、热爱本土文化的乡土作家，周立波历史叙述所采取的角度以及历史表达的方式却与一般意义的农村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周立波没有从宏大的社会视角去描述革命是如何发生，在这场触及农民命运变迁的历史性变动中农村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消长，以及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不同的心理反映与精神面貌等等，而是选择了中国广大农村的一角，把这个乡村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之上，从乡村社会的经济秩序、伦理形态、乡村生活的细微变化、乡村人物的心理折射等具体的乡村风景来演示乡村社会在时代激流的冲激之下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以及新的生活样态的出现。对于这样的生活样态，作家并不高高在上地去议论与评判，或是以主流思想的观点去升华人物的思想境界，而是近距离地贴近生活本身，力求以“原生态”的方式，反映人物在时代变迁中是怎样“被动”地被时代所裹挟、冲击，其身上固有的传统观念与新时代的思想是怎样发生着抵牾，又怎样为新的东西所操控、所改变，最终顺应着新的潮流而前去……。如小说文本中质朴可爱但行为可笑、思想矛盾却不甘落后、明明自己不愿入社却虚构“他者”存在的鲜活而生动的老农民“亭面糊”，其思想与行为存在很大的反差，但在作家笔下却高度地统一在人物性格的内核之中，周立波紧紧抓住了新时代和新思想对于人物的影响与推助，使之不由自主地朝“前”走，而亭面糊“进步”的表现表面上是因为“爱面子”的心理，事实上却是农民所意识到的“大时代”的潮流所向。这里，显然不是所谓的“史撰”之笔，但又明显地带有“史”的性征。没有自上而下的宏大的历史场景的描绘，却以偏僻山乡一角“人”的变化，准确地透出时代的信息。周立波这种“边缘性”的历史叙述与所持的“以小见大”的社会观，不仅没有让人感到偏远陌生，或远离时代，反倒给人一种“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因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在文本的构造与历史精神的表现上，作家将历史叙述与艺术表达集中于“人物”外部行为的刻画与内心世界的穿透，努力“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动机”xxx来揭示其心理动因与具有历史性征的行为表现，而不是“把个人（作家自己——笔者注）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xxx于此我们看到了周立波在一种新的文本样态上所表现出的新的探索，且这种探索与同时期的短篇创作也是一致而相互呼应的。

如《禾场上》，小说以南方农村夜晚十分常见的“休闲”场景来表现生活。劳作一天的农民只有到了“日入”之后才能有所赋闲，但新生活的到来，并没有使他们延续传统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封闭的生活方式，集体化的道路使他们有了更多的相互交流与彼此沟通的便利，于是，“禾场”便成了乡村的“公共”空间，茶余饭后，大家集聚在禾场上自由地拉话聊天，“禾场”变成了山乡娱乐休闲的“俱乐部”和交流情感与信息的“公共论坛”。许多个人的、集体的、国家的事物，都在这样的“空间”里传递与流走，解答着庄户人的疑惑与探询。国家政治与乡村民情，现代生活与传统乡俗，大时代的社会变动与偏远地区的生活演变，也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被巧妙地链接起来，既处处透露出新时代的社会影像，又阵阵传达出乡村生活的田园气息。让人在精心构制的艺术氛围中感受到生活的演进与时代的流变。另一个更为有趣的短篇《山那面人家》，则聚焦于山乡一个普通人家的婚礼场面和热闹的过程，在充满了乡村生活气息与地方风俗的描述中，揭示了新时代为农村带来的新的精神风尚与趣闻逸事。忙碌的乡长、社长们参加婚礼时顺带监督开销的工作；喜庆气氛里夹杂着“兽医”在“来宾”发言中高谈阔论的“大话”与“空话”；新郎新娘的比赛发言以及新郎中途因为惦记窖中的种子的突然“失踪”；还有小说中突出写到的34处不同人物的“笑”……，无一不凸显出“历史叙述”与“艺术表达”的精致同构。周立波1958 年7月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中谈到作品人物与时代关系时曾说：“塑造人物时，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们的生活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xxx 从周立波这一时期的短篇与长篇小说的“文本”构成以及人物塑造的特点来看，作家的确既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留心观察”了山乡农民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言行、习惯和心理，“摸着他们的生活规律”，这为他的“历史叙述”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又充分地调动了自己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表现，“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建构起自己的文学世界与文本表达形态，为自己建筑起了“驰骋自己的幻想”的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