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自我：创作主题的双重解读
林蓝电影剧本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十七年”（1949-1966）电影时期。与其他产业一样，在经历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电影企业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也被纳入国营体制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早在延安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确立的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概念、逻辑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社会主义人民电影的基本方向。林蓝的创作，在新中国伊始，就体现出与这一方向的高度统一。
林蓝1920年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1937年，她千里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工作。她的创作思想，在延安时期就得到洗礼和考验，实现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高度统一，并在她创作中自觉履行。她1945-1949年在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反霸斗争的工作经历，又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新中国建立，作为久经考验的文艺革命战士，她的创作体现出鲜明且正确的政治倾向，以及熟练且极富个人特色的创作类型、话语逻辑和创作手法，成为十七年时期电影的典范。
“十七年”电影时期，林蓝的电影紧扣时代主题，时刻与党的文艺方针保持高度的统一，《祖国的花朵》就是典范之作。1950年，文化部电影局召开第二届行政扩大会议，首次提出拍摄儿童片的任务，但是，最初的创作并不顺利。在1950-1953年期间，只有《表》、《三毛流浪记》和《为孩子们祝福》三部儿童题材影片，这三部影片表现出新旧时代交替的印记，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但是，这些影片由于未能真实地、艺术地表现出新时代儿童的新思想、新品质，也广受批评。1952年，林蓝接受了儿童电影创作的任务，她以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和一种近似记录的真实电影风格，使这部电影成为新中国十七年儿童电影的典范之作。本片以少先队队长梁惠明帮助不爱学习的江林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杨永丽进步为故事主线，“开拓了新中国校园题材的表现领域，塑造了新时代的儿童形象，还因为它构建的校园题材的叙事话语和书写格式：‘好孩子帮助有缺点的孩子’、‘先进学生帮助后进学生’，以及‘个人服从集体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引领与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和生活现实”xxx。
《祖国的花朵》之后，随着政治对文艺的强烈干预，评价电影的政治指标压倒了一切，林蓝的创作，也在1958年的《赵小龙的故事》之后，转入了以政治斗争和农民解放为主，《暴风骤雨》、《宝衣》、《红军桥》就是这一转变的集中体现。这些作品都以湖南农村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故事情节，坚持以表现阶级斗争、歌颂党和无产阶级为主题诉求。
整体看来，特定时代的要求，使林蓝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她对时代主题的把握与表现，也体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鲜明的个人风格。首先，对于新中国电影的政治导向，林蓝总能深刻领悟，且在剧本创作中，毫不迟疑，鲜明而正确地传达。与新中国多数电影人相比，林蓝经历了无产阶级文艺诞生且发展的整个历程，她在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剧本创作，是她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延续。而此时，以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电影人为主的新中国电影创作者，却是在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中，慢慢完成创作思想的转变和新的话语形式的学习。其次，林蓝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激情和明快乐观的创作风格，是其他电影，特别是在儿童题材电影中不多见的。《祖国的花朵》上映后，众多的评论认为该影片“真实地写出了生活在新中国儿童的骄傲，儿童的幸福、欢乐”。强烈感受到影片“自始至终充满了幸福和愉快的感情” xxx。这种感情基调和影片风格，是林蓝看到新中国成立，激情满怀的生活态度的直接体现。这种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在当时“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电影创作风气中尤为醒目。
林蓝作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她在政治主题的表达之外，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较为独立的政治思考，拥有个人的创作风格。“十七年”电影后期，政治主题越来越成为电影创作的桎梏，林蓝在越来越严苛的政治环境中，依然能够避免概念化、程式化地表现政治斗争，使自己的作品保持较为独立的政治思考和艺术处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蓝的主要创作有《暴风骤雨》、《红军桥》和《宝衣》，这三部电影对政治题材的处理各有长处。《暴风骤雨》忠实地还原了原作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特别是农民群体形象。林蓝并没有单纯歌颂主要正面人物，她保留了思想稍微落后，但是人物形象比较鲜明的老孙头与白玉山等人，对于他们，林蓝并不进行直接批判，而是将他们放置在赵玉林、郭全海等主要正面人物队列中，让观众自发地对这两个人物进行评判。
更为难得的是，林蓝在处理政治斗争时，能够将政治斗争表现得合情合理，极具艺术感染力。与当时概念化、程式化的政治斗争表现相比，林蓝往往从“情”和“理”两个方面全面表达革命的必要性，这使她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感染力。林蓝在1984年完成了《童年泪》的创作，这部作品依然以阶级斗争和农民解放为主题，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这一作品在主题的处理上更加艺术化。在情节的处理上，加大了“情”的表达。林蓝作品中的“情”不仅包括阶级友情与阶级仇恨，更是包含了家族恩怨和个人情感的综合体。《童年泪》以李鸟一家三代被地主周大堂残酷压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李鸟在周大堂家饱受折磨为主线，将阶级斗争的主题变换为旧社会极具代表性的家庭悲剧，突出了李鸟的聪慧能干，也塑造了李鸟养父范有德善良坚强、隐忍倔强的形象和养母瞎姑知恩图报、温柔坚韧的性格。主题的置换使该部作品淡化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具有了中国传统“苦情戏”的故事事节结构与情感模式。虽然在作品结尾，李鸟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这部作品通过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使李鸟从一个贫苦农民向一个自觉斗争的革命战士的转变过程变得合情合理。另外，该部剧本还塑造了周家众多长工、普通农民王奶奶、旅店小老板杨掌柜等诸多形象，这些饱受压迫的普通百姓的存在，使本剧具有了社会普泛意义的“压迫与被压迫”的人物关系，使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显得更有普遍意义。
综上，林蓝的电影剧本创作，既自觉且深入地切合了时代主题，富有激情地表现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作为一个优秀的文艺创作者，林蓝也以自己扎实的民间体验为创作素材，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力，使自己的作品同时具有情感的感染力、情节的吸引力与政治斗争的号召力，成为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电影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