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民族文学、地域文化之根基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就是实现民族化，所谓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毛泽东在1956年更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尽管在促进文学的民族化中，削弱、排斥了对西方文学乃至“五四”文学的继承，但实现文学的民族化依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果说赵树理在创作中体现民族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周立波的探索就会曲折、困难得多。因为他是来自亭子间的作家，是从西方文学和“五四”文学起步的。但周立波是一个一生追求进步、与时代同行的作家。他认真地改造自己，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研究湖湘地域文化，终于开辟出一条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清晰地留下了探索的脚印。正如黄秋耘1961年所评价的：“周立波同志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自己‘选读中国的东西太少了，这是偏向’。有鉴于此，他近年来颇致力于钻研中国古典作品，认真学习这些作品的优点而不受它们的局限，把这些优点和他从外国名著中所吸收到的长处糅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更加圆熟、更加凝练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xxx

对中国古典文学，周立波并不陌生。他在上小学和中学时，就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古典名著，还读过《说岳全传》《粉妆楼》《蝴蝶媒》等通俗小说。五、六十年代他再次细读、研究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并发表有读书札记和评论文章。他在《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就指示了我们，对于外国作品和古典作品，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看一家模仿一家，达不到民族化的目的，也创作不出独创的风格。在艺术领域，破除迷信，极为重要。”（xxx

小说体现民族化特色，牵扯到内容和写法等诸多方面。从具体创作看，周立波从古典小说中摸索出一些基本规律，他说：“中国旧小说的优点之一是故事完整，很少静止的描写，较多行动的叙述。故事是人物的行动的连续，从故事里可以显示人物的性格和品德。xxx他还总结了章回小说所以吸引人的三个特征，“一是口语化”，“二是有人物”，“三是有故事”。xxx这就是说，要加强小说的民族化特色，一定要处理好故事、人物、语言三大问题。理论上的自觉，使周立波短篇小说的民族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譬如《懒蛋牌子》，就是一篇颇有古典小说韵味的作品。写东北某屯子里的儿童团员，为了响应农会促进生产的号召，专门做了二十块懒蛋牌子，四处寻找偷懒的男女，用挂牌子的方式惩罚和敦促他们。事件本身就很有民间性、戏剧性。小说的结构也是连缀式的，全篇有一个故事贯穿，但人物却是陆续登场，一个连着一个，借鉴了《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法。读来生动幽默，引人入胜。周立波并不是一个擅长写故事的作家，为了强化小说的可读性，他甚至采用了一些传奇手法。譬如《扫盲志异》，写中学生教年轻媳妇识字，一句“你睡哪一头”的问话，引起了封建脑瓜的公爹何大爷的误会以至告官，弄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乡土生活表现得活灵活现。周立波在处理故事与人物的关系上可谓煞费苦心。譬如《湘江一夜》写八路军某部向南挺进，横渡湘江。战争的过程写得紧张激烈、严谨有序，主要人物司令员董千、侦察队长门虎、年轻参谋小张等都刻画得遒劲有力、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相得益彰，可以窥见作家对古典小说的结构和对西方小说笔调的借鉴。当然，中国传统小说在写法上也有缺陷，如不大注重环境、心理描写，不善于抒发作者的情感，周立波巧妙地运用西方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使创作缺陷得到了补救。

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学，是由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构成的。一定的地域环境及其文化，往往会孕育自己的文学流派。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作家创造了质朴、厚重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培育了明丽、优美的“荷花淀派”。周立波所开创的具有湖湘地域特征的小说，则被称为“茶子花派”。茶子树是湖南常见的树种，冬天开花，花瓣洁白，清香扑鼻，有一种秀雅、醇厚、柔美的神韵，与周立波小说的风格暗暗吻合。正像有评论家总结的：“以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为代表的茶子花文学流派也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乡土文学，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进程。”xxx周立波从小生长在湖南益阳，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20岁才离开家乡。1955—1965年，他重回故乡益阳深入生活，并担任湖南文学界领导,长达十年之久。他是湖湘土地的儿子，在他身上就有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他的小说自然也会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

文学作品的主体是人物，人物身上的精神性格是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的。有评论家说：“周立波的作品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所塑造的许许多多浸润着湖湘文化深厚内蕴，体现湖湘文化斑斓色彩的各色各样的山村人物形象。透过这些人物形象的鲜明特色，我们可以窥见湖湘儿女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他们总是那么勤俭、朴实、憨厚、正直，讲究情义，敢爱敢恨。’”xxx 譬如《盖满爹》里的乡支书盖满爹，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爱社如家、勤俭节约的境界和性格。譬如《桐花没有开》中的农业社队长盛福元，在科学泡种的实验中，表现出来的踏实、执着的精神和个性。譬如《民兵》里的年轻姑娘卜玉英，在恋人烧伤之后显示出的有情有义、忠贞不渝的高尚人格…… 都生动传神地凸现了湖南农村各种人物的地域文化性格。风景画和风俗画，是展现地域特色的最佳窗口。譬如《卜春秀》中写益阳一带的山野，初春季节，草木葱茏，阳雀子鸣叫，路边的水井水面如镜，一位怀春的姑娘看着水中的倩影自我欣赏。景美人美，如诗如画。譬如《张满贞》里有一段风景描写：“从伞下了望，雨里的山边，映山花开得正旺。在青翠的茅草里，翠绿的小树边，这一丛丛茂盛的野花红得像火焰。背着北风的秧田里，稠密的秧苗像一铺编织均匀的深绿的绒毯，风一刮，把嫩秧叶子往一边翻倒，秧田又变成了浅绿颜色的颤颤波波的绸子了。”一幅雨中的南国乡景，在作家笔下给写活了。风俗画描写，在周立波短篇小说中更是俯拾即是。《山那面人家》写农村的新式婚礼，农民们的聊天斗嘴，洞房的装饰陈设等等，展示了特定时代的农村婚俗。《下放的一夜》写人被蜈蚣咬伤，用蜘蛛吸毒、用公鸡血驱邪的乡土疗法，隐含着一种神秘的民间文化。《胡桂花》写村里的业余排戏、戏场里的情景，显示了益阳农村古老的民情风俗。愈是地域的，往往愈容易成为民族的和世界的。周立波的益阳，已同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走进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