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波（Liberty）论——谈谈周立波的文化性格与“湖南精神”
胡光凡/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先讲几句并非题外之话的“开场白”。
1979年秋周立波逝世后，翌年夏天，我们去北京走访他生前的知交舒群、严文井等老一辈作家。
先到团结湖南区舒群寓所。得知来意，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一会儿，端出两杯散发着清香的茉莉花茶，并且含笑告诉我们：刚才他的女儿问他：“爸爸，您怎么对这两个湖南人这么热情？”他回答说：“你知不知道，老一辈革命家里面有多少湖南人？我跟许多湖南人是老朋友，周立波就是一个。我们从30年代在上海就认识，可谓一见如故，以后半辈子来往不断。在华北抗日前线，我俩都是八路军总部的随军记者，出生入死，共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战斗生活。我们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为什么？因为湖南人和我们东北人（舒群是黑龙江人，满族）性格上是相通的，都那么爽直，强悍，谈得来！”
当我们的访问快结束时，住在附近的萧军前来串门。这位《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其名声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真是“如雷贯耳”。舒群把我们介绍给他，并说：“他们想了解周立波，你也谈谈吧。”萧军却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我不谈，一谈，准没有好话讲。”我始则愕然，继而释然，知道中国文坛恩怨的人都晓得：1948年发生在东北，曾给萧军带来灾难的那起冤案——《文化报》事件中，身为《文学战线》主编的周立波，也参加过对萧军的“围攻”。这位被毛泽东视为“极坦白豪爽”、引为知己的东北汉子（注：萧军是辽宁人）同湖南人一样，直进直出，是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注：《文化报》事件到1980年才平反）。
接着，我们去东总布胡同访问严文井。这位老作家和我们足足谈了两个大半天，他对立波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作家”，中肯而又深刻。他还告诉我们：他是湖北人，但母亲是湖南宁乡人，所以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他爸常对他说：“你呀，脾气犟，像你妈，是个湖南蛮子的性格！”
这两个小故事，有个共同的“主题”：都涉及湖南人的脾气和性格。
现在“言归正传”，探讨一下周立波的文化性格。
何为文化性格？它和一个人的脾气有关，但又不等同于脾气，而是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精神气质和学识涵养的总呈现，是其行为与思维方式、道德与审美方式的基调，人品和文品的主要特征。总之，文化性格体现了一个文化精英特有的禀赋、教养、品性、理想、气度和风格，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精神个体性”的外在形态，其内核则是他的价值观。
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什么是周立波的文化性格呢？
我们先听听两位对立波知之最深、最具权威性的人的评说：
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颠倒过……他不务虚名，不追求名位，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勤勤恳恳地埋头写作。他有书生气，而又天真得可爱。他没有半点虚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弱点，总是把自己孩子似的坦率纯真表露在别人面前，这是立波最宝贵的品格。立波在他的作品中，曾经一再用亲切的目光去观察并描写过牛，在党和人民面前，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周扬《怀念立波》
接触过立波同志的人，都深感他的朴素、真诚和平易近人。交往多的人，更会窥见那单纯至于天真，老实近于迂呆的赤子之心……
作为共产党员的周立波，在每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怀着要到斗争第一线的强烈愿望与要求，并付诸行为和再现于艺术创作之中……这就是周立波这个人的最主要的特点和本质。
他是一个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而自己一无所求的人。他首先是革命战士，从而才是人民作家。
——林蓝：《战士与作家》
《周立波选集》编后记
1986年冬，第一届周立波学术讨论会在益阳、长沙召开。讨论会结束后，我们编了一本论文选，几经推敲，最后把书名定为《战士、作家、学者》，其意也就是力求比较准确、鲜明地概括、彰显周立波的文化性格和总体形象。
如果要更具体、深入解析一下，那么立波的文化性格是不是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精神因素：
一、忠诚。周立波出身于湘中的农家。20世纪20年代末从大革命的烈火狂飚中走出去，登上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坛。到70年代末长辞人间，在整整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文学生涯中，他一直自觉地拿手中的笔作武器，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热切地向往自由，渴求真理，追求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以致当他从苏州的监狱出来，刚刚步上左翼文坛之际，便把英语“自由”（Liberty）的译音“立波”作为自己的笔名，以后一直取代自己的真名。这种对自由和理想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内化为一种意志，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他是在国民党对革命文化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他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在黄土高原的陕北延安，他曾经满怀激情地高唱：
我要强烈的反复我的歌，
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的，
共产主义：真诚
毛泽东：真诚，
那些在毒瓦斯和枪炮弹下冲锋的人们，那些在黄土荒山的山顶挥着锄着的人们，
那些用一双赤脚板走过雪山和草地的人们，
那些在饥饿的寒冷的监牢里
足足被关了十年的人们：
真诚。
凡是真诚的，都应被歌唱。
可我的歌还有这样的使命：
叫真诚统治着人境。
——《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
字里行间，表现出了立波对党、祖国和人民无比深厚的热爱和忠诚的赤子之情，“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的好像就是合为一体的（周扬语）。这正是一位无产阶级战士、人民作家最宝贵的品格。作为湖南人，立波这种品格，实际上是自屈原、贾谊以来，无数湖湘志士仁人以普天下的苍生和黎民为念，“先天下之忧面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真理，为祖国和人民 的解放与幸福，前赴后继，“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情操，在一位当代文化精英身上的传承和发扬。它是立波的文化性格中，与中华文化、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有着血缘关系的一种“遗传基因”和精神因素，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
二、单纯、质朴而又倔强。立波在生前拟好的、将要“镂刻在清风”的墓志中，称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的男子，一个洞庭湖边的乡野的居民”。他从小纯朴、善良而又倔强，做什么都舍得干，连跟小伙伴们打架都不示弱，有一股子牛劲，大人们笑着喊他“凤蛮子”（他名凤翔）。这正是农家子弟的本色。他是怀着某种单纯的理想参加革命的，革命大熔炉长期的考验和锻炼，更培养、强化和铸就了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憎爱分明的感情，以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顽强意志。在“文草”十年浩劫中，他沦为“四人帮”的阶下囚，却能以昂扬的斗志和幽默的智慧，同这伙丑类进行不屈的斗争，正是这种刚强性格的突出表现。
文品出自人品，文品和人品的统一是一切杰出的、伟大的文学家的本色。立波用自己心中的歌，来歌唱美丽，歌唱真诚；把自己的歌，“也献给刚强，也献给反叛，记着呵，请牢牢地记着，/是无比的刚强，/是粗蛮的反叛。”（《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从而他的审美情趣来看，他又址分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朴素、自然之美，平易、淡雅之美。单纯、朴实，是评论家对立波艺术风格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共识。陈涌对《暴风骤雨》的评论，就抓住了它的人物塑造、情节和结构都“比较单纯”，因而“比较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把握”这一艺术风格上的特点（见陈诵：《暴风骤雨》）以后发展到《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等一批短篇杰作，许多评论家更赞美其风格的朴素、淡雅，有如南国山乡素净美丽的茶子花和青葱秀丽的楠竹。渗透在作品中的立波式的幽默也是单纯、朴实的，有着“土气息、泥滋味”，流露出农民特有的淳朴、天真、乐观、机智乃至戏谑。这大概也是艾芜之所以称立波为“一个优秀的农民诗人”的原因吧！
就一个文化战士、作家而言，单纯而又倔强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品格。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左”的政治、文化扭转笼罩一切的特殊环境中，它也可有可能走向反面，变成头脑简单，方式粗暴。立波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我读过他在一些重大政治运动和文坛风波过后所写的“反省笔记”之类的文字，他不止一次地承认和检查自己犯过“过左的幼稚的毛病”。如在30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中，由于存在“争正统”的宗派主义情绪，以致对鲁迅尊重不够。到延安后，在一次欢迎茅盾的茶话会上，因为对一位演唱《跳蚤歌》的歌唱家不满，他一下子激怒起来，竟然拿起一把茶壶甩了过去，还扬言：“如果要干架，舒群会帮我！”可舒群事后说：“立波不对嘛，我怎么会帮他！”周扬也责备他“怎么能只有匹夫之勇！”立波为这件事，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立波积极地参加检举和抢救“失足者”，连自己的鲁艺学生、新婚妻子也不放过（后来组织审查的结论是“没有问题”）……正如严文井说的：“立波同志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表露无遗，他是个热情的，因而也是容易暴炸的性格，刚直而又有些简单！”“他不会勾心斗角，有时免不了要吃一些亏，他也不计较。正是因为这样，他的精神专注，能以全力从事创作，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我所认识的周立波》）。
三、务实求真。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知行合一，这一历来为人们的所称道的湖湘文化传统中的优秀人文品格，在立波身上也留下深深的烙印。他把对党、人民和文学事业的热爱，化为终生不悔的实际行动。青年立波曾神往瑞金，神往红军，当他神往的民主、自由和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到了陕北，他立即奔赴那里。从延安随359旅南下抗日，他冒着枪林弹雨，同战士们一起，用两条腿走过7个省1万5000多公里的征程，被旅首长称赞为“钢铁的文艺战士”。
集湖湘文化的大成的先哲王船山，也是美学家，同黑格尔堪称中西古代美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他的《姜斋诗话》里有一句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格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艺术美的创造离不开社会实践。周立波的文学创作，走的也是这样一条务实求真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言：“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毁灭>第二部1—3章泽后附记》）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立波都自觉地投身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火热斗争，亲身参与，亲身体验，从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其主要作品中所展现的每一个环境，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流下他的汗水。诗人贺敬之由衷地赞美自己这位鲁艺师长“成功地运用并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他是“继承了鲁迅并在创作上作出鲁迅所希望的真正‘实绩’来的代表作家之一。”（《致首届周立波学术讨论会》）。
四、敢为人先。继往开来，敢为人先，是“湖南精神”的要义，也是湖湘文化优秀人文精神中一个辉煌古今的巨大的亮点。这种精神体现在现代文化精英特别是文艺家身上，就是他们在审美创造上都具有一种勇于探索和独创，敢于兀立时代潮头，不息地开拓创新的艺术追求精神。周立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立波文学成就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创作步伐始终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他热烈地拥抱时代，贴近现实，以敏锐、犀利的眼光洞察生活，力求以自己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的伟大而艰巨的历程，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尽管其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是以补偿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引自周扬《怀念立波》）且不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最早、也最成功的长篇小说之一，即使是《铁水奔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反映重工业恢复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立波也是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文学领域的可贵的开拓者。
立波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不但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学方面的修养，还十分注意兼收并蓄，从外国进步文化和一切优秀文学作品吸取思想、艺术上的营养。因此，他能与时俱进，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展自己的艺术视野，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正如矛盾所言，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个人风格的成熟和发展，正是这位杰出作家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美学造诣的集中表现。”
我想着重说说立波晚年的巅峰之作《湘江一夜》。如果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前者偏重于阳刚之美，而后者偏重于阴柔之美。那么，到了《湘江一夜》，其艺术风格在求新求变中已更上一层楼，即把金戈铁马之声和明月清风之曲巧妙、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统一。这正是立波在艺术上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力求不断超越自己，攀登更高境界的重要收获。
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说过：“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事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大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作为一位广泛涉猎过工、农、兵题材内容的多面手，特别是与赵树理、柳青齐名的描写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圣手”，立波的主要作品都是配合时代和环境而写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对他的某些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的评价。但正如严文井所言：“不管对立波的作品的什么不同的评价，其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立波正是席勤勒所称赞的那种忠于伟大时代，在文学史上具有不朽地位的大作家。
上面，我们对周立波的文化性格作了一番探讨，粗线条地勾画了一下他的精神个性。我认为，在中国20世纪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中，立波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湖南的现代文化精英中，立波也是有典型性的。
今年以来，三湘大地掀起了一个征集提炼“湖南精神”的热潮，社会各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踊跃参加。经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研究、归纳，得出两条最精粹的侯选表述语。其一是：忠诚、担当、求实、图强；其二是：心忧天下、明德致远、坚韧务实、敢为人先。我们这次关于周立波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个思想文化背景下，在立波的故土举行，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湖南精神，体现着湖南人民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它是千百年来，湖南在发展变迁中，通过积淀孕育而成的特有的地域人文品质，是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湖南的具体表现。湖南精神中一些最基本、最优秀的东西，鲜明地体现在古代、近现代以来迄至今天的一些有突出代表性的人物身上，成为建设和发展湖南的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这就是我今天选取这个话题——从周立波的文化性格看“湖南精神”的出发点，意在引起大家对立波（Liberty）精神更多的关注，更深入的开掘，以便继承和弘扬包括周立波在内的众多先哲前贤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更好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为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国服务。
无甚高论，算是抛砖引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