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时代，不忘良知

我不能说周立波是超人，他确实不能完全超越时代。甚至，“与赵树理囿于‘问题小说’不同，周立波是一个有志于抒写时代风云的作家。”xxx在充满矛盾和曲折的时代，他要“抒写时代风云”又是何等的难受和难堪啊！

但是，他往往从艰难与逆境中执著与现实，从忧患里升腾出激情，从而表达出对真、善、美的向往，开阔出人物灵魂深处的诗意，忧患中渗透着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与充满诗意的理想情怀。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都是有缺点的好人，而不是高大完美至大至刚的神圣。比如，县团委书记、清溪乡工作组长邓秀梅文化修养低，数学成绩不好，工作方法简单，遇事喜欢大包大揽；区委书记朱明，峻急苛刻，喜欢以势压人；团支部书记陈大春简单粗暴，颇有流氓无产者习气；而情乡书记李月辉，号称‘婆婆子’，曾因砍掉过几个办得不好的从社，配批评为‘小脚女人’；与李月辉搭档的社长刘雨生虽然热心公益、为人正派，但又眼神不好，农活极差，性格软弱，妻子都与他离婚。正是通过对这些好人的个人化缺点的真实描写，突显了合作化小说的话题裂缝，也不露声色地写出了激进与强硬的政治话语的专制性和强迫性（在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央始终声明农民有入社的自由，也有不入社的自由，甚至声称入社自由退社自愿，不能搞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同时，写出了那些被压抑甚至受批判的声音的局部合理性。”xxx

这段话说得极有道理。确实，历史制造了矛盾，他却能矛盾地反映历史。

《山乡巨变》描写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事。作者开始并没有任意夸大群众觉悟说他们普遍有入社的意愿，他着重写了县委千部邓秀梅为了超额完成上级分派的建社指标，利用几个积极分子通过广播、标语等发动政治攻势，催促大家入社。亭面糊因劳力少，人又有些面糊所以不费力地入了社。而陈先晋等社员是在催逼之下入的社。从主观上说作者是在赞颂邓秀梅雷历风行的工作作风；但客观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合作化后期工作上出现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问题以及当时农村工作水平、工作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对于初级社的情况，作者也没有做不合实际的美化而是实事求是的揭示了内部矛盾。如：刘雨生不在家副队长便不认真调摆，社员们怨气冲天，一哄而散；在分油问题上上村和下村由于不同的利益意见不一致；因为稻秧的问题正副队长产生了很失的矛盾等等。

这里我们感到作家是尊重生活。这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作家的良知！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取向多元的时代。正如有人所说：即使是上帝本人来写小说，也不可能让所有的读者喜欢。

但是，作家们应该少来些孤芳自赏和互相恭维；少来点酸溜溜、软绵绵、甜蜜蜜；少关注那些悠闲在街里溜狗的人，多关心那些像饿狗似的满街走找食的人——积极地把目光投向“乡土”，这里的人生是文学的重要的母题，有非常广大的市场。

赵慧曾说：“大众化文学的精神实质与市场经济的主旨是不相悖的。在市场经济时期，赵树理的大众化文艺思想仍然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赵树理一贯坚持站在农民立场上为农民说话，期盼农民致富的思想，正是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因此，当前的文艺创作还应该提倡大众化，提倡赵树理精神。”xxx

我说：我们不仅要提倡赵树理精神，还要提倡周立波精神。

郁达夫说：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人物是一种悲哀；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保护，是更大悲哀。

周立波，不仅仅属于益阳，也不仅仅属于湖南，而是属于全国、属于全世界。但是，全国、全世界对周立波关注不够。

此时，更感谢湖南！感谢益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