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浪潮中的潜心探索
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中，周立波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创作历程中，集战士、学者、作家为一身。他涉足的文学领域十分宽阔，既有文学翻译、研究，也有文学教学、评论，既有报告文学、散文写作，亦有长篇、短篇小说创作。他最重要的文学成果是两部长篇小说和一批短篇小说。描写1946年东北松花江畔农村土改斗争的《暴风骤雨》、表现1955年湖南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已成为红色经典载入文学史册。由于这两部作品耀目的光辉，或多或少遮蔽了他的短篇小说。对这批短篇作品，个别篇什的评论尚有一些，但整体研究却很少看到。这批短篇小说，在周立波的整个创作历程中具有什么意义，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对“茶子花派”文学有哪些贡献？这些课题还有待深入展开。
青年学者邹理指出：“周立波作为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一批短篇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故乡的一种原生态之美，深情地描绘了益阳——洞庭湖滨的风俗风情美，刻画了生活在其间的人物群像的思想性格。其作品读起来如见故人，如归故土，竹叶茶花，沁人心脾。”xxx这里着重谈的是作家故乡题材作品。周立波的创作以短篇小说始，又以短篇小说终，从1941年到1978年，长达37年历史。《周立波文集》第二卷收有35篇短篇小说，大体是他短篇创作的全部。他以反映故乡生活为主，同时涉及监狱生活、工厂题材以及革命战争，题材也较宽泛。《牛》《麻雀》《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卜春秀》《湘江一夜》……这些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清晰地显示了他漫长而曲折的创作轨迹，标志着他由一个知识分子作家向风格独特的人民作家的精神演变。
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学，始终有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学潮流，就是要建立一种激进的、全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国家文学”。但事实上，当时的文学却面对着一个庞杂的文学传统，既有以借鉴西方文学为宗旨的“五四”文学，也有夹杂着民间文化的古典文学，还有正在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文学根底较浅的工农作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文学道路也许并不很困难。而对于周立波这样的知识分子作家来说，丰厚的文学修养却成为一种“负担”，阻碍着他们融入革命文学大潮。为什么茅盾、巴金、沈从文等解放之后的创作基本中止，不能不说与他们的文学积淀有关。周立波的可贵之处，就在他既能巧妙地吸收“五四”文学、古典文学以及西方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转化成新的文学需要的因素，又能深刻地领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谛，“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创造出一种新颖别致的文学品种来，从而使他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茅盾对他的创作评价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xxx 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其实是很难统一的。如果再把“五四”文学、西方文学的因素搅和进去，就会更加困难。但周立波做到了。由此可见周立波的大家风范。他的短篇小说看似纯净、淡雅、柔美，但它们的文学和社会背景，却是斑驳而广大的。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创作历程，似可分为四个时期。1941—1949年为探索时期。周立波一边在“鲁艺”担任文学教师，一边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以自己30年代初在上海的监狱生活为题材的一组五个短篇小说，主要有《第一夜》《麻雀》《纪念》。从这一组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五四”小说和西方文学的承传，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审美趣味，走的是一条“欧化”的路子。但同一时期创作的《牛》和《懒蛋牌子》，却是另外一种题材和风格，效仿的是通俗化、大众化套路。其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他根本性的影响，使他坚定了走后一条道路的信念。1951—1959年是成熟时期。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深入北京的工厂生活，后又回到湖南益阳体验农村生活。但由于对工厂、工人的不熟悉，《诸葛亮会》《砖窑和新屋》等三篇工业题材小说，近乎于通讯报道。表现故乡生活的一批短篇小说却获得了杰出的成功。《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腊妹子》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批作品，融古今中外的文学精髓为一体，汲纳湖湘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为滋养，在民族气魄中体现出个人风格，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准，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的艺术精品。1961—1964年为徘徊时期。这一时期他集中创作短篇小说，作品数量较多，沿袭的也依然是前一时期的创作路子，虽然在艺术手法上更为娴熟，但作品的思想和内容却显得拘谨了、平庸了。代表作《张满贞》《卜春秀》《胡桂花》等并没有超越前期作品。6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组织上、思想上甚至文学理念上，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对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批判一波连着一波。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周立波的创作已逐渐难以适应时代，在勉力写作中显出一种犹疑和乏力来。1978年可称为爆发时期。十多年辍笔的周立波，再次握笔写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这篇反映抗战后期八路军某部南征故事的小说，故事扣人心弦，人物突兀有力，其画面的浓墨重彩和笔调的清新刚健，使读者感受到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交响。它成为作家生命的绝笔。
周立波是一位纯正的知识分子，一位赤诚的人民作家。建设一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一种崭新的、理想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是他和无数进步作家的崇高信念。为此他像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批判、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坚韧地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中锻炼自己，执著地探索一条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的文学道路。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卓著的。但是，他的文学道路也是悲剧性的。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情有独钟的西方文学，纠正自己的“欧化”倾向，局限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他努力地实践革命文学的思想和理念，又束缚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造能力。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曲折、徘徊、由盛而衰，正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庄汉新在《周立波生平与创作》一书中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小说创作高潮中（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人们曾用‘南周北赵’的称呼，把他和赵树理一起看作我国描绘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xxx确实，在“十七年”文学中，周立波与赵树理形成了一南一北双峰对峙的文学景观。但周、赵的创作又各具千秋，迥然有别。赵树理的小说质朴深厚，直面现实，富有传统小说和民间艺术的特色，周立波的小说则淡雅柔美，贴近世俗，融汇了较多的现代文学因素和文人情调。前者比后者深刻，后者比前者艺术。前者属于社会，后者属于审美。有如供人实用的“山药蛋”和让人观赏的“茶子花”。正像贺仲明总结的：“周立波与赵树理，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本土化探索过程中结出的不同硕果，风格各异，魅力不同，都具有共同的本土实质。”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