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诗和格律诗。其中，新诗全部创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目前，还没有找到他创作于解放后的新诗作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国家多难、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正是周立波充满思想、血气方刚的时候，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人民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冲击着这颗年轻的心，使其痛苦难安，使其热血沸腾，非有新诗这种自由的形式不能表达其起伏的激情。这时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鲜明主题便是抒写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唱出一曲曲激昂的爱国之歌。
30年代的中国，国土正一片一片地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周立波深爱着这片土地，在《可是我的中华》组诗中，这样抒发他与中华大地的血肉联系：“可是我的中华，/我的慈爱的母亲大地。/我就是这样死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怜惜，/你也会把我紧紧地偎在你的胸怀里，/里那样温软的深厚的胸怀呵/……/青春容易去，/我死在你的怀里安息，/生也在你的怀里，/得到了生的勇气。/我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诗人虽然常常怕“在这黑暗的夜里，/我会无端的死去，/没有人知道，/更没有怜惜；”但他却坚信，中华大地不会抛弃他，即使自己化成飞灰和尘土，大地也与他紧紧相联，就象母亲会用自己温暖的胸怀永远守护自己的儿子一样。正因为对中华大地怀着儿子对母亲般的爱，所以，在仇敌欺凌母亲时，“我知道/这是我还报母亲大地的爱的时候。/向苍天。/我默默地发誓了：/“用我所有一切的血和精力，/献给她，/去医治她的伤体。/去消灭她的仇敌！”发誓用自己的鲜血，去捍卫祖国。
在《南方与北方》中，他深情地描绘了南方和北方的不同风格的美丽景致、历史遗迹、人文精神，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那么美丽丰饶，令人神往，因为，“这一切，都是祖国的，/而我，/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先生，/我是永远的，永远的爱我祖国的一切。”
正因为祖国的一切是如此美好，才更不容他人践踏掠夺，面对强盗来犯，面对“长城何在？/把多少汉瓦秦砖，/无端抛弃，/在汉代英雄征战的圣地，/竖起降旗，/“堂堂华胄”/沦为奴隶！”的现实，他热情地讴歌中国共产党率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英雄壮举：“看吧，/人已经引征骑北上，/他们的旗帜，/耀目的，/翻展在金色的阳光里，/旗上的字，/外面是/“还我江山”！/里面是/“不为奴隶”（《“饮马长城窟”》）斗争的热情流淌在激越的诗句之中，周立波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赤子之心，更是袒露无遗。
这时期周立波新诗创作的另一个主题表达为争取自由、争取胜利、斗争到底的决心与勇气，以及面对困难危险时的乐观精神。周立波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这段受尽折磨、失去自由的日子并没有销磨掉他斗争的勇气，相反更激发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
牵引我的
是销息了多年的
家乡的一九二七。
呵，一九二七，
你自由的花蒂！
——（《牵引你的》）
1927年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期，农民曾有过短暂的翻身作主人的岁月，诗人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我问你，/你几时再，/当这德国式的铐子已经紧得不能再紧时，/你几时再用你的花苞和花影，/掩尽那盈满家乡的苦难和眼泪？”（《牵引你的》）
对于革命所面临的困难和凶险，诗人非常乐观，他将自己比作“不怕春夜的饥寒”的杜鹃，“最爱苍茫的天地”的飞鹰，“为了世间的更多的梦幻，更大的强壮，”他要“更深的思想，更好的反抗”（《因为困难》）。即使面对的“是重重地抽打我们的肉体的橡皮鞭子，/是重重地抽打我们的灵魂的命运的鞭子，”他也决不屈服，甚至乐观地宣布：“鞭影下，我们要玩味他的失望的悲哀。”（《我们有一切》）。
周立波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到达延安后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尤其是在看到“那些/在毒瓦斯和枪炮弹下冲锋的人们，/那些在黄土荒山的山顶挥着锄头的人们，/那些在饥饿的寒冷的牢监里足足被关了十年的人们”（《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依然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依然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为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斗，他深受感染，于是热情放歌：“我把我的歌，/也献给刚强，/也献给反叛”，即使/“有一天我死了，/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不用眼泪，却用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任何一个纵令是最小的胜利做花环，”（《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热情地颂扬了革命事业，展示了一个革命者渴望胜利，歌唱胜利的乐观情怀。
在周立波的新诗当中，还有个别反映惆怅潦倒情绪的篇章，像“也曾想，/萧萧寒夜，/一枝长笛，/一把洋琴，/几升清酒，/几个朋友，/……/但人事蹉跎，/诗心易老，/到如今，/剩下了，/穷愁千万，/千万穷愁。”（《也曾想》），但这不是他新诗的主要倾向，其主旋律还是积极战斗，乐观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