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评论家认为，“50年”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大限，《山乡巨变》已问世50多年。这部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长篇小说，创作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颂扬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今天农业合作化已成为历史。经过50年的考验，《山乡巨变》为什么仍然闪耀着艺术的光芒，读起来依然感人，评论家依然感兴趣，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探讨。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山乡巨变》反映了广阔的农村生活，塑造了新的农民形象。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曾指出：“他汇集了法国社会全部历史”。《山乡巨变》也一样，不光是反映合作化，还反映了广阔的农村生活。从内容上看，《山乡巨变》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反映农村合作化进程。《山乡巨变》正篇写初级社的动员、发动、入社和合作社的成立。22岁的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到清溪乡指导办社，忙了一个多月，到1956年元旦，办起了五个农业合作社。全乡409户，入社的312户，最大的社90户，最小的社35户。续篇主要写以刘雨生为社长的常青高级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管理中的问题与矛盾，以及问题的解决与矛盾的化解。常青社有900人口，充满了矛盾，有管理不到位的矛盾，有社干部不团结的矛盾，有思想落后的问题，还有自然灾害。当然也写了阶级矛盾，但并非小说的主题。小说写这些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最后欢庆丰收。

第二个层面是反映新社会新农村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和随着社会的变化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如《恋土》一节，写出了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深深的依恋关系；《山里》一节，写出了年轻一代农民对新农村的憧憬。这里充满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描绘。

第三个层面，反映一批公而忘私的农村基层干部和朝气勃勃的青年农民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小说对五十年代农民群众与基层干部情绪的准确把握，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忠实反映，对刘雨生、李月辉、邓秀梅、陈大春、盛淑君、陈先晋、“亭面糊”等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文学评论家董之林说：“《山乡巨变》以刻画生动的农村人物著称。作家写亭面糊（盛佑亭）的‘真’，虽然他是贫农，成份好，但心里还是觉得穷不是件好事，很怕被大家看不起，就和别人吹牛：‘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写乡支部书记李月辉的‘善’，做工作时总是将心比心，像个‘婆婆子’，把‘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团结在乡政府周围；写邓秀梅和盛淑君的‘美’，她们无论做乡里的工作，还是对待个人感情，都表现得委婉、细腻，又质朴、热烈，颇具‘湘妹子’的性格。”xxx

这些人物形象，今天看来，或许带有一些公式化的、“左”的痕迹；或许正是马克思说的，巴尔扎克笔下的那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物形象。xxx然而，把这些人物还原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大环境中考察，绝对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苍白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些密切联系群众、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形象，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需要创造的人物，代表着时代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