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成就、地位与意义<span title="pagenumber_ebook=2...
章罗生/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周立波主要是以小说创作的成就而奠定其地位的。一提到周立波，人们立即想到其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铁水奔流》等，认为它们分别是解放区文学以及新中国初农业合作化题材与工业题材创作的代表作之一。然而，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虚构，轻纪实”的偏颇与失误相一致，人们也往往轻视对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未充分肯定其对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其成就与地位，而且也未能联系作家的整个创作，看到其“虚构”与“纪实”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其报告文学等“纪实”创作为其小说等“虚构”创作所奠定的重要基础。实际上，我们只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反观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发展历史，就可看到：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创作（包括其理论与翻译），不但有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而且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同时，如将周立波的全部文学活动作一系统的整体考察，我们发现：他在长篇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直接受益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或者说，其“虚构”与“纪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首先，我们来看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谈到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时，人们一般认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或抗战时期）是第一个高峰期，即认为该时期作家作品多，社会影响大，形成了整体规模与优势。然而，在具体论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时，却一般只提到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与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等，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周立波的创作。实际上，人们肯定《包身工》等，更多的是从报告文学文体的“范本”与典范意义而不是从文学史地位等角度来立论的，而对于《包身工》等是否“范本”，人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如茅盾等就“并不看好”xxx。而如果从文学史地位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周立波不仅是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家，而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纪实文学大家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认识。
第一，与夏衍等同时期作家相比，周立波在纪实文学创作方面，不仅坚持最久，数量最多，而且领域最广，探索最系统、全面。就报告文学创作而言，他自抗战爆发后即开始创作，是该时期最早以笔为枪、投身民族救亡事业者之一。而就此开始，他“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在抗战时期创作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和《南下记》中的近50篇作品，此后还创作了《万里征尘》中的9篇。xxx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前的左联时期，就进行了有关报告文学的域外翻译与理论探索：不仅最先将国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的名作《秘密的中国》等翻译、介绍给国人，而且还写了《谈谈报告文学》等有关报告文学文体与发展的论文。“他翻译《秘密的中国》，旨在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剧形态的社会现实展示给国人，以唤醒民众，振作民气，抵御外侮”；《谈谈报告文学》的专论，与胡风的《论速写》一道，“是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由以译介引进为主转向独立探索的重要标志”；而他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创作，则“直接真实地记录了抗战岁月中的多方面场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其主题可概括为“新长城颂”。xxx的确，像周立波这样，能将创作与翻译、研究并举，对报告文学进行全面建设，且成就突出、贡献良多、地位显要者，恐怕同时期作家中无人能比，后代作家中也无出其右者。因此，将周立波放在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史上进行立体考察，我们发现：如果说，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萌芽期的主要代表，那么，周立波则是中国报告文学起步与发展初期的首席作家；如果说，梁启超的功劳在于破旧立新，开创了现代报告文学的新生路，那么，周立波的贡献则在于承前启后，将中国报告文学推进到了披荆斩棘、蹒跚前行的新阶段——他不仅继承了梁启超、黄远生等人批判现实、干预政治和忧国忧民的传统，而且将周恩来、瞿秋白、邹韬奋与范长江等人的“域外通信”与“见闻录”等发展到了“身临其境”的“战地日记”阶段（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几乎都是作为随军记者或翻译，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就）；他不仅在写人、记事等方面进行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多方探索，而且通过翻译与理论探讨等开始了对文体的自觉建设。而他的这种尝试与实践，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刘白羽、华山与魏巍等人解放战争与朝鲜战争期间的创作。
第二，周立波不仅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成就显著，而且在纪实散文创作方面也成绩斐然。我认为，所谓纪实文学，其文体除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外，还应包括纪实散文。即散文中除侧重抒情、言志的“小品”、“美文”外，还有侧重写人、记事的“纪实”之类。xxx纵观周立波的近70篇散文创作xxx，我认为，它们基本上属于“纪实”类。其中大多为记叙或悼念革命领袖、文化名人与战友等，如《二等兵》、《纪念普式庚（笔者注：即普西金）》、《悼巴比塞》、《这样纪念高尔基》、《科学小品文家高士其》、《为叶紫喜》、《悼田守尧同志》、《瞻仰列宁墓》、《人们敬爱斯大林》与《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朱总司令事迹片断》等；其次是记事与见闻之类，如《农家的冬夜》、《明月照吴淞》、《苏联红军博物馆》、《托尔斯泰的故乡》、《宁乡闻见》、《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以及《游南三联岛》与《长沙大火前后》等。在这方面，尤其是还有影响广泛、意义非凡的《韶山的节日》及其续篇《<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真相》等。应该说，在纪实散文创作方面，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傅雷的《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与杨绛的《干校六记》等外，周立波的成就也是屈指可数的。
第三，就创作质量与水平而言，受救亡时代与戎马倥偬等环境的限制，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尤其是其报告文学创作，当然不能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相比，它显得较粗糙、稚嫩，一般篇幅较短小，缺乏厚重的中长篇（日记体《万里征尘》例外，约4万字）。但这是不能苛求的，我们只能放在其战争年代与文体草创期的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而就当时的整体水平而言，周立波的报告文学也不在其下，不少篇什甚至可与《包身工》、《一九三六春在太原》等“范本”相比。如《聂荣臻同志》、《王震将军记》和《李先念将军》等，能抓住特点，描写细腻，从而使人物生动、可感；《封建，受难和解放》、《白塔村的刘福娃》与《万里征尘》等，不但叙事具体、清楚，而且揭露日寇暴行时满怀义愤、批判有力；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与《湘西行》等，则又笔调从容、自然，于时弊的针砭与风俗民情的描叙中见出文化的厚重。如此等等，均见出其良好的素养与不凡的功力。
其次，关于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报告文学究竟“是什么”？它具有哪些本质特性？纪实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它是包括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等在内的“种”概念，还是与报告文学等并列的具体文体？很遗憾，由于社会时代与文体本身等方面的诸多原因，报告文学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理论，因而也至今没有解决好其本体论与价值观等根本问题。而“纪实文学”，由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一直处于“文化扩张”与迅猛发展的状态，因而更使其原本极端贫乏、落后的理论莫衷一是或“失语”无声。有感于此，笔者认为，原所谓“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的报告文学本体“三性”已经过时，它根本无法概括和规范自新时期至今迅猛、多元发展的复杂现状，而必须代之以“新五性”，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而这“新五性”也基本适用于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等纪实文学。xxx我认为，用此理论来观照、阐释周立波等前辈的纪实文学创作，不但是适用的，而且能更好地说明其成就、地位与意义。
我认为，在“新五性”中，前三“性”最为重要，也最具普适性，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后两“性”中的“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更多适用于报告文学，“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则更多适用于“当今”发展、变化了的纪实文学）。因此，周立波纪实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也首先体现在前三“性”中。如“主体创作的庄严性”，以往纪实文学理论——无论是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还是传记文学的“诗”与“真”或“信、达、雅”等，都没有体现。实际上，对于纪实文学创作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首先必须强调的。因为，如果没有创作主体即作家的精神追求与思想境界，他就不可能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不可能有敢于碰硬与不怕牺牲的胆识和良知，也不可能艰苦深入、执著追求，去选择高难度的“危险”题材和探究其被遮蔽、或被歪曲的历史真相。尤其是报告文学，更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文体。xxx而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就在这里：他自抗战爆发初始，就率先服从民族与国家的需要，与战士们一道，摸爬打滚在血与火的战场最前线，表现出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战士本色。而他在战场的坚持之久，投入之深，以及作品情感之真与描写、揭露之细腻、有力，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主体创作的庄严”与“以生命写作”的崇高境界。他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和《万里征尘》四部报告文学集，就是这种“生命写作”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影响至今的中国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首先应充分肯定的周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与“主体创作的庄严性”紧密相连，周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也体现在“题材选择的开拓性”与“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上。不同于小说等虚构文学，报告文学是“七分题材三分写”，“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因而其价值与意义也体现在题材——尤其是重大题材的选择与开拓上。周立波四部报告文学集中的约60篇作品，几乎都是“抗战题材”与“国防文学”，即选择的是当时最重大的题材，表现的是民族与国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而由于他在这方面是参与最早、坚持最久且成果最丰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因而其贡献与意义也更大。至于在严守“非虚构”这一报告文学的文体底线方面，周立波更是率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本来就是求真务实的性情中人——正如他夫人林蓝所说：“接触过立波同志的人，都深感他的朴素、真诚和平易近人；交往多的人，更会窥见他那单纯至于天真，老实近于迂呆的赤子之心。”xxx因此，文如其人，报告文学这一最要求“真实”的文体，本来就与他的个性最为契合，这样，再加上他在战斗生活中的亲临其境与感同身受，因而他的创作就不是一般的“非虚构”，而是生动、鲜活的原汁原味。正如林蓝所记：“八一三”事变后，他作为战地记者和美国友人的翻译，两次走访晋察冀边区，在战火硝烟中“目睹了被日寇烧成一片废墟的村镇，目睹了被日寇污辱丧命的妇女横尸路上，目睹了全村男女老少被残杀后的尸骨的残迹；同时，他也看到了破坏铁路、偷袭敌人据点的游击队，使敌人心惊胆战的民兵地雷战，更结识了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已换去五星帽徽的八路军英雄”，“会见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等八路军诸将领，对八次负伤、遍体弹痕、吐着血仍在指挥作战的徐海东将军，他那全然忘我的、为新近作战中牺牲的部下而忧郁的神色，更是久久难以忘怀”；1944年，他穿上军装，随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三五九旅到南方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在这次途程一万五千里、在日、伪、国民党的夹击合围中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南征北返中，立波同志作为司令部的秘书，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他和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背包，冲过了一百多条封锁线，“他是用两只脚徒步走完七个省的战场的”。他和战士们一起，挤在牛棚里，躲在屋檐下，在倾盆大雨中酣然入睡。他和战士们一起受冻挨饿，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八面山中，有一天，只吃到一片生南瓜和一个生辣椒。到了宿营地，青年战士都筋疲力尽，他还一面洗脚，一面就着摇曳不定的烛光记日记。日本投降后，东渡湘江的途中，部队在暴雨中越过高山丛林，向桂东进发，与数路合击的敌人交上了火。这时，立波同志和司令部另一个秘书同志，因掉队被阻隔在一座石桥前。桥下水深流急，不能徒涉；桥上敌人机枪扫射织成了火网，插翅难飞。在这不容考虑的万分危急之际，他和那位秘书同志互相会意地看了一眼，立即抢在机枪扫射的空隙中飞跑过桥，再转弯，进入安全地带……
由于环境太艰险，南征途中，曾动员一些没有作战经验的体弱的知识分子同志化装成老百姓潜伏下来，以寻求机会返回根据地。立波同志一再拒绝对他的动员，坚决不肯离开部队，死也要跟同志们死在一起。他戴着近视眼镜，手扶拐杖，一蹓一跛地迈动着裂满血口的双脚，硬是和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胜利抵达粤北而又北返，无愧地接受了这场残酷空前、堪与内战时期的长征相比的战争的考验。xxx
以上这些亲身经历与生动事迹，不但是作者“战场三记”等报告文学的写作背景，而且是其作品的具体内容之一。它不但说明了作者“主体创作的庄严”，而且有力保证了作品的真实与“非虚构”。而这种特殊的创作经历与庄严的主体投入，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报告文学作家。如新时期以来，黄宗英、贾鲁生、赵瑜和李鸣生等，就正是通过身临其境、与写作对象融入一体，才创作出了《小木屋》、《丐帮漂流记》、《马家军调查》与《震中在人心》等传世名篇的。
在论述周立波纪实文学的成就、地位与意义时，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基本上是“抗战文学”或“国防文学”，是紧跟时代政治之作，那么，它的“文学性”如何？如“文学性”不强而又“政治”、“宣传”倾向鲜明、突出，它是否也有历史价值？实际上，这是困扰许多人尤其是“纯文学”论者的普遍问题，也是至今人们对“救亡文学”与报告文学等评价不高、认识不足的原因所在，其涉及的深层问题是文学与政治之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等文体的“宣传”与“功利性”问题。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从以下几个层次来进行认识：第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来抽象地谈所谓“文学性”，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诞生的文学肯定不能与和平环境下从容构思的文学相比。周立波的报告文学也是这样，与和平时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许多作品相比，它的确显得较浅显、稚嫩，甚至不少是“急就章”，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否定其存在的历史价值。第二，对于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性”，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定义，而且也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变化中。但我认为，无论如何，真实即美，“真”是首要条件。既然周立波的创作是以“生命写作”的“原生态”真实，而且在同时代作家中首屈一指，那么，其“文学”价值或“文学性”就应该充分肯定。第三，如同鲁迅所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学，文学的“功利性”与“宣传”功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我们不但不能否定，而且至今仍要尊重、坚持和发扬——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时代”，仍处在“思想性需求大于形象形式需求”的阶段。xxx因此，周立波“宣传”抗战、为民族救亡图存服务的文学不但不能否定，而且要充分肯定并继续发扬。第四，政治有高低层次之分，包括“党派政治”与“社会政治”（“公共政治”）、“文学政治”与“现实政治”等，并非只是方针政策与“阶级斗争的工具”；“为政治服务”也有主动被动与积极消极之分；“政治”与伦理可以统一，政治意识也是一种“公民意识”。xxx因此，周立波自觉以报告文学等为武器，积极、主动为救亡图存这一当时最大的“政治”服务，虽然也是听了中国共产党的“将令”，但绝不是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服务或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所表现出的也不只是简单的“党派政治”与“现实政治”，而更多的是“社会政治”与“公民意识”。对此，我们也要从理论与现实的高度理直气壮地予以重视和肯定。
当然，在谈到“新五性”与周立波创作的意义时，也必须说明：“旧三性”是报告文学草创与发展期的产物，它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而“新五性”也的确更多是对新时期以来创作的概括；其中最大的差异是所谓“新闻性”。也就是说，报告文学是从新闻母体分娩而出的，作为草创与发展期的报告文学，“新闻性”的确是第一特性。而至新时期以来，由于历史题材创作——即笔者所谓的“史传报告文学”xxx以及长篇作品的大量涌现，“新闻性”遇到极大挑战，故应改为“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就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言，由于它处于报告文学草创与发展期，作者也主要是作为战地记者进行采访、写作与活动的，因而的确具有鲜明的“新闻性”。但“新闻”与“历史”密切相关：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我们今天来考察与研究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散文创作，就可看到：它不但在救亡图存的当时发挥了极大的宣传、鼓舞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长远、珍贵的史料价值。即透过历史烟云，我们不但可看到侵略者的血腥暴行与人民的殊死抗争，而且可感受到民族的深重苦难与英雄的浩气长存；不但可看到战争年代的崇高与卑劣，而且可感受到和平时期的热情与悲欢；不但可认识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如斯大林、普希金、朱德、徐海东、高士其与叶紫等）与少数民族（如湘西等）的文化风俗，而且可感知作者的理性思考与深沉情感；尤其是透过《韶山的节日》及其发表后的风波与作者的遭遇，我们不但目睹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人”性风采，而且窥见了当代历史暗河的幽深、复杂。如此等等。就此而言，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创作不但具有“文本内涵的学理性”，而且也表现出“文史兼容的复合性”。
综上所述可知，运用“新五性”的确能更好地阐释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创作，尤其是能有效地凸显其成就、地位与意义；“新五性”远比“旧三性”科学、全面、实用，因而是构建包括文体特性与价值标准等在内的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最后，关于周立波“纪实”与“虚构”文学创作相互促进与相得益彰的问题。人们一般认为，在周立波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其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的成就高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尤其是《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这两部长篇小说，因在各个不同时期与不同题材领域有一定地位而影响较为广泛，因而被视为作家的代表作。应该说，这基本正确，但又不完全准确。因为，在整个文学家族中，大而化之，实际只包括“虚构”与“纪实”两个系统，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但由于20世纪以来，“纯文学”观一直占统治地位，因而其文学史中基本上只有“虚构”而无“纪实”文学的地位xxx，人们也由此只重视小说等“虚构”文学而相对忽略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实际上，如果我们破除成见，一方面以不同的价值标准，对“虚构”与“纪实”分别进行考察与评价；另一方面，又将两者建立联系，研究其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那么，我们得出的或许是迥然不同的结论。如前所论，我们将周立波的报告文学放在抗战时期和现代文学史上进行纵横考察，就可发现：周立波不但是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家之一，而且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代表作家。而如果把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看作一动态发展的有机系统的话，我们又发现：周立波的前期创作主要是报告文学与纪实散文，后期才以小说创作为主；他的《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是以前期的“纪实”创作为基础的——即前期的“纪实”创作为后期的小说创作在生活积累、语言形式与风格技巧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因此，他的小说创作与前期的“纪实”风格基本一致，或者说，他的《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等小说实际是“纪实”基础上的“虚构”。
这一点，我们只要将周立波的小说与报告文学等进行具体比较即可清楚看出。如《暴风骤雨》是作者根据自己在东北尚志县元宝镇参加土改及随后参加区委工作的切身实际写成的初稿。后为了补充材料和修改、提高，他再次下乡，到了当时的典型单位——七斗王把头的五常县周家岗。作品中三斗韩老六的情节，赵玉林牺牲的场面，以及杜家两儿媳吵架等细节，即来自于此。至于《山乡巨变》，则更是作家携带家人，回到老家益阳，与父老乡亲们一起生活、劳动并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始终的产物。xxx无疑，这种注重生活体验、追求“原生态”真实的创作态度与作风，是与前期战争年代的“纪实”写作一脉相承的。同时，我们也明显看到，前期报告文学中有关徐海东、聂荣臻、王震与李先念等人物的描写（见《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同志》、《王震将军记》与《李先念将军》等），有关湘西等地的风俗民情与文化环境的考察（见《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湘西行》与《雾里的湘西》等），以及纪实散文《向瓜子》、《游行妓》、《船上》、《汩罗》、《农家的冬夜》、《竹林》与《雨》等，都在人物勾勒、细节刻画、场景再现、景物描摹以及对话与方言土语的提炼等方面，为《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艺术积累和准备。因此，可以说，没有前期的“纪实”积累与准备，就没有后期的“虚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提升与丰收。
的确，从这里，我们又再次领悟到：一个杰出作家的成功或一部（几部）优秀作品的诞生，不是偶然与一蹴而就的，而必须经过长期积累与多方准备，必须有对生活的忠诚与对艺术的虔诚；一个成功作家的创作是一有机的艺术整体，其内部系统——无论是不同体系的“虚构”或“纪实”，还是同体系内的小说或戏剧等，不但不是对立、抵触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如老舍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在半路出家的话剧创作上以《茶馆》等经典超越前辈，就在于他此前已是一优秀小说家，他的《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等为《茶馆》的成功作了生活与艺术等方面的充分准备。xxx周立波也是这样，他之所以能在后期以《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等长篇奠定其文学史地位，也在于他前期报告文学的成功实践以及“纪实”与“虚构”的相互促进与相得益彰。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更不能人为地割裂“虚构”与“纪实”，甚至扬“虚构”而贬“纪实”。而必须充分认识到：“纪实”与“虚构”是文学中比肩并立、难分难解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两大系统；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纠正偏见，高度重视对“纪实”文学的研究。这一点，或许就是我们从周立波纪实文学研究中所得到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