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周立波这样一些从乡下、从外地而来上海的青年人来说，“亭子间”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象征性的空间；不仅是生存的背景、经验的对象，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承诺代表了一种新的人际网络、一种新的身份意识，xxx这诸多因素对于周立波都具有特殊的涵义。无论从经济状况来说，还是人际网络来看，周立波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都与“亭子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先就第一个方面予以浅显地探究。

艰窘的“亭子间”生活，迫使周立波到处寻找职业，他做过跑街、校对、电影演员和搪瓷公司学徒。他捏造一张旧制中学的伪文凭应考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考取免费就读的大学，不再为生计担忧。而录取他就读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系的上海劳动大学，恰好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创办的唯一免费的高等学校。可是，好景不长。1930年，周立波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学校除名。离开劳动大学后，周立波的生计又成了问题。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周扬，看到周立波好不容易找到免费读书的地方如今又丢掉了，便感到十分惋惜。虽没有责备周立波，但还是流露了不满的意思。由此可见，家境尚有底气的周扬尚且惋惜，住在“亭子间”的周立波当时丢失了这个免费的饭碗，又是何等的手足无措和难以忍受！当时，他时刻需要考虑的现实，就是吃饭的问题。出了问题，时不时跑回益阳求取老家援助，自然不是谋求生活出路的良策。因为周立波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祖辈辈在清溪村种田务农，插秧、收稻、砍柴、摘茶的所得，难以维持周立波在十里洋场的开销。因此，周立波驻留上海期间返乡的时间常常非常短暂，哪怕是身背罪名。必须在家接受当局的检查，他也要想方设法、改头换面重返上海。

因此，在经济地位上说，周立波与上海这座城市其他亭子间的房客比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在亭子间这样逼仄的角落里，你是不是做出了选择？你为什么要做出选择？你的选择产生了什么效应？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亭子间”的居住者就难以千篇一律了。在亭子间里，周立波做出了生活的选择，而且是一条颇有效果的选择。

其实，周立波早就准备了在上海谋生的手段。初到上海，周立波与益阳老乡住在北四川路德恩里的亭子间里。这伙异乡客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周扬和林伯森两个人家寄来的钱款。而周立波自家为数甚少的汇款，连他自己的伙食费也不够开销，过的是一段清苦而闲荡的生活。而同乡青年当时又常常聚集一起，以打麻将来消磨时光，但周立波除忙于找工作以外，天天就是坐在宝山路东方图书馆里。他没有无所事事，而是坚持自学，为的是考取免费的大学，他顺利地考取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他长期坚持自学英语，而且长进很快，在劳动大学就读时就“逐渐达到了能翻译外国作品的程度”。xxx后来在监牢里，即使生活很苦，周立波亦依然坚持自学英语，对周扬探监时带来的《英汉双解字典》也爱不释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周立波并不似柔石、丁玲、叶紫、艾芜、沙汀那样以文学创作闻名，虽然起初他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但他大规模的文学创作却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离开上海“亭子间”以后。他能够立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首先更多的是依靠外国文学译介所取得的成就。在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作为翻译家的周立波已是不能不让人瞩目的一个。而同时期“亭子间”的左翼青年作家中，现在掐指一数也数不出哪个能够与周立波的外国文学译介相媲美！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大多数左翼青年作家没有深厚的外语根基，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不懂外语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林纾那样的天才仅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已。由此可见，虽然不懂俄文但熟练掌握英语的周立波，较之其他年轻左翼作家还是多了一把驰骋外国文学翻译园地的利器，这也是他比其他一批刚来上海、生活无着、徘徊于城市和文坛边缘、居住在“亭子间”的文学青年能有更多翻译成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