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民间的主动追求

深入民间，描写乡村中国，不仅是毛泽东《讲话》中所着重指出“工农兵方向”的要旨之一，而且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乡村中国”的看重，始终是从启蒙作家（鲁迅等）到左翼作家（茅盾、蒋光慈等），再到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孙犁等）所一致倾力关注并予以践履的最重要的创作题材。当然，周立波的两部重要长篇《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也是如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梳理中国上世纪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与文体流脉。从宏观来说，乡村中国的书写，恰好印证了中国这方热土既古老又年轻、既活跃又闭锁的基本社会特质。作为农耕社会的整体面貌，只有将乡村中国一览于视野、把握于笔端，才能写出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中国。

然而，放眼意识形态不断演进的视阈，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他致力提出的以文学来描写乡村中国的基本内容，大致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风土与文学的关系；二是从地方色彩之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以此阐述用文学来描写乡村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他一再强调：“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xxx在周作人看来，乡村中国的地域特点、地方趣味，亦即乡村文学的“风土”特性，以此方能造成文学之于乡村中国的真正“个性”。xxx到了毛泽东的《讲话》，由于时代（抗日战争）与地域（陕甘宁边区）的双重变迁，乡村中国的概念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为什么“为工农兵服务”中的“农民”，其主要原因是因：“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这种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划分，必然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正是如此，身为鲁艺“教育工作者”的周立波，才身体力行地自觉地深入民间、乡间和群众之中。先是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团，厥有《暴风骤雨》；然后在建国之初，南下湖南故乡蹲点任职，厥有《山乡巨变》。两部长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描述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这两个改变现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时期，描述两大主流政治对于乡村中国的巨大影响以及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从此意义上看，与“五四”启蒙思想者所秉持的乡村中国的概念有着质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