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想色彩是“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总体风貌上。这些作品所呈现生活的总体特征是积极乐观，审美风格以优美、欢快和喜剧性为基调。这既表现在其乡村自然图画的富有浪漫美感，乡村日常生活的充满喜悦和希望色彩，也表现在所叙述的乡村故事整体上的顺利、和谐与圆满上——这并非说其中不存在矛盾冲突，但正是这些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顺利解决，体现了一种更加圆满的和谐。其中，稍早问世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较多展现了运动中的阶段性复杂和艰难，许多人物的内心世界都经历了矛盾和犹豫的过程，但作品的最后结局都无一例外是喜剧性的，合作化运动获得了胜利（至少是阶段性的胜利），犹豫者和反对者都最终被纳入到时代潮流之中。较晚问世的人民公社题材作品（以及部分回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虽然部分作品营造的斗争意味更浓，矛盾更尖锐，但这些矛盾的解决都并不复杂，那些时代潮流对抗者（或犹豫者）尽显虚弱，基本上只承担受嘲弄的命运。作品中明确洋溢着轻松喜悦的气氛，叙述中更包含毫不掩饰的骄傲姿态，完全可以看作是胜利者的豪情回顾。

二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塑造了许多农村新人形象，典型如梁生宝、陈大春、盛淑君、王金生、王玉生和李双双、张腊月、萧长春等。这些人物的身份都是农村青年，却表现出很多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新特征。他们普遍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眼界开阔，对生活富于热情，充满对乡村的美好理想和改变乡村现实的勇气和信心。其中的部分形象，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等，呈现出更显著的时代政治色彩，是时代农村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重要实践者。无论是内在蕴含的精神实质，还是外在体现的行为姿态，这些形象都是以往文学作品中完全没有的。

这种情形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详见后面的论述），但它也肯定融入了作家们的理想。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全国性运动，尤其是因为时间仓促、准备得不很充分，人民公社制度的成立又过于迅速，过程中肯定存在比小说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更多阻力和粗暴作风，甚至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悲剧事件。这些丰富的负面因素没有在作品中充分反映，显示出作家们不是完全照着生活本身作全盘的反映，而是对生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选择和想象，包含着作家们对乡村未来的理想。这一点，董之林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并非尽善尽美，不过小说家心目中还是有一幅新社会应该尽善尽美的蓝图，并用他们认为‘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想像，努力去编织这幅蓝图。”xxx

对于“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色彩，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大多予以否定评价。对其总体风貌，许多人认为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环境，不符合乡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因此，这些作品的理想书写缺乏充分的现实基础，违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xxx对其人物形象塑造的看法也大体相似。典型如对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的评价。作品问世之初，就有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提出批评，在将其与真实生活原型王家斌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梁生宝形象的精神特征超出了时代现实水平，人物的思想理念不是“当时条件下人物性格的必然表现。”xxx同样，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也有学者指出“柳青在对生活原型的艺术改造过程中，也超出了把生活艺术化的一般界限”xxx。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在在今天的一些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中。

不能说学者们的观点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以为，他们所做的结论还略显草率和简单，没有对其中实质做出真正切实的解决。首先，很简单的一点，我们不能以“超越现实发展阶段”和“违背发展规律”来否定文学中的理想。因为既然是理想，肯定会比现实更高，会对现实有所超越。至于理想是否符合发展规律，也不能以短暂的社会状况来考量，而是需要更宽广的社会发展作为检验。而且，文学作为作家心灵和精神的投射物，它是作家以心灵、想象和文字营造起来的另一世界。这一世界虽然与现实世界有深刻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心灵的乌托邦，理想性是其重要特征。我们不能简单以现实环境来对它进行规范和要求；其次，从文学创作规律上讲，作家有选择创作方法的自由。如果我们不将现实主义当作文学评价的唯一圭臬，以更开放和多元的态度来认识文学的本质，文学表现理想，或者说文学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绝对不是缺点，关键应该看这些理想和对这些理想的表现是否恰当与合理。如果要求文学与现实简单对照，要求作家放弃自己对生活的选择权和想象权，实质上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庸俗化和简单化，也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背离xxx；第三，“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表现与现实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巨大差异，作家们的书写也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对于这些状况，远非完全的否定可以概括，而是需要细致客观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