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这种文艺大众化时代的历史经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显然比一般所谓“工农兵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图解式的小说有更深厚的文化蕴涵。作品的亮点不是传统小说中万众瞩目的英雄人物，与之相反，“从新的立场出发”所表现的“新的叙事诗”中，现实生活里的芸芸众生更能够给读者“一个很大的震动”，给读者“极大的勇气”，“力图恢复与人们的合作”xxx。这不仅对于读者，也是周立波“精神还乡”的意义所在。

现代作家“精神还乡”写作并非自周立波始，如果从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作家20年代的作品算起，到《山乡巨变》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鲁迅说：“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经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xxx。更不必说古典文学中那些“逃禄归耕”，或以“香草”“美人”自比的作品，已经有一两千年历史。

然而，与以往把乡土、自然作为作家自我人格外化的写作不同，周立波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在《山乡巨变》中获得了实现的巨大潜能。特别不容忽视的是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他们普通人的身份通常被外界忽略为“无言无语，难以捉摸”的一群xxx。周立波以及当代一批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作品，把这些中国基层的农民推向历史前台，他们不是作家标榜自我人格的投影，也不是激进政治的传声筒。由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背景，周立波以其特有的文学经历和文学修养，使他对农村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揭示，其中“芸芸众生”的每一位，都无法用后来所谓的“中间人物”加以定格。他们活灵活现，诚实可爱，由此与作家的政治理想能够更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从长远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不集中于少数“先进人物”，而是中国乡土社会对于未来的一种普遍性期待。

《山乡巨变》中的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周立波建造的“小说故里”，他带领读者去实现的一种“精神还乡”，依然为我们今天的纪念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2012年8月9日完稿，本文为作者参加湖南省益阳市委市政府召开“周立波文学研讨会”（2012年8月15－16日）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