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意蕴建构及其审美批判意味
毫无疑义，《山乡巨变》的理性意图是表现“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的尖锐深刻、但不流血的矛盾”xxx。作者抓住发动群众建社和组织群众生产两个合作化运动的重大关节拟构故事框架，将小说划分为“正编”和“续编”两个部分；并且按照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将作品的人物格局设计为基层干部、青年积极分子、“中间人物”、“落后人物”和暗藏的阶级敌人几大部分。这一切都说明，作品的理性关注和价值导向，确实都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范畴。但细读文本我们又会发现，《山乡巨变》的理性关注点与审美兴奋区、价值导向与艺术表现重心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在作品的情节主线与围绕这种主线所展开的具体艺术场景之间，明显存在着审美兴奋区与艺术表现重心的偏离。
按审美逻辑的常规最有可能紧贴“合作化进程”主线来展开的会议描写，可以相当典型地说明这个问题。邓秀梅入乡当夜的支部大会本是传达县委合作化会议的精神，作者却将会议休息期间的“打牌”过程描述得细致入微，占了几乎整个场景描写一半的篇幅。“争吵”一章总体框架是描写群众动员会的场面，作者却首先插叙了刘雨生“婚变”的苦闷，然后又叙述了符癞子在会场“流流赖赖”地揭刘雨生“隐私”的争吵过程。在描写合作社“成立”大会时，作者也不厌其烦地描写亭面糊“挑起一担丁块柴，走进乡政府”“给大家烤火用”的细节。可以说，在《山乡巨变》中，这种针对理性主题的“闲笔”比比皆是。而“续编”最后一章总体架构是合作社“欢庆”丰收，作者却干脆花了一多半笔墨，首先描写亭面糊为社里卖红薯，却用卖薯所得的公款到饭铺子喝了一顿“老镜面”的过程，然后又详细叙述了合作社的领导干部们离开会场、跑到刘雨生家喝喜酒这样的“私事”，而且也存在叙述小孩子议论、模仿戏台上表演内容的“闲笔”。在描述最具时代政治文化色彩的会议过程中，也存在众多的对于乡村社会“私事”的关注和各种“闲笔”的存在，这正是文本的审美重心出现偏差与疏离的具体表现。
在作品人物形象的角色定位和作者对于其个体性情刻画的侧重点之间，也同样存在着鲜明的反差。
小说中的合作化带头人形象描写，就是典型的例证。按照审美逻辑常规，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包括陈大春等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根本性格特征自然是其先进性。但作者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却不断渲染他们身上细微的能力缺陷与性格“瑕疵”，强化他们身上的日常性，以此与他们的主导性特征构成鲜明的反差。李月辉的“婆婆子”性格，刘雨生农田生产技术的薄弱，陈大春随时欲发作的急躁，等等，都被作者反复地提及。对于县委下派干部邓秀梅的描写也是这样。在作为干部的性格侧面，作者既表现邓秀梅“要全力以赴、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xxx的思想境界，也不断揭示她刚开始“当人暴众”地讲话时“两脚直打战”、“出了一身老麻汗”xxx的不成熟，和“由于算术不高明，她的汇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见得十分精确”xxx的能力薄弱之处。在作为女性的性格侧面，作者既描述她随时都“没有忘怀妇女方面的利益”，对于做“旧式妇女”和别人“一脑壳的封建”保持着格外的敏感；又展现她说到怀孩子也“脸有点红”、“其实也蛮喜欢小孩子”、一起开会九天将分别时“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xxx等小女儿情态。这种种小女儿情态和能力“瑕疵”，自然与邓秀梅作为基层合作化运动指导者的主导特征，构成了的强烈反差。
诸多审美的偏离与艺术的反差充分说明，虽然《山乡巨变》的理性关注点是宏观的历史事件，价值导向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话语色彩，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过程中，这种宏观历史事件却往往处于次要地位，作者的审美兴奋区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对于生活日常性和人物性格日常性的关注与揭示方面。于是，作品在叙事框架、观念形态层面，显示的是政治历史事件的进程，是一种以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为主导的国家功利话语；艺术场景、生活形态体现的，却是充满日常性和人情味的乡村生活图景，是一种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民间生态话语。文本的审美建构在叙事框架和艺术场景、观念形态和生活形态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构成了《山乡巨变》审美境界的双重意蕴。
这种双重意蕴并置的审美建构及由此形成的对比与映衬，使得《山乡巨变》呈现出一种对社会矛盾双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等对待、客观而全面地审视和批判的审美意味。
《山乡巨变》对于乡土文化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各自合理性的审美传达，我们可以从基层干部对于合作化的许诺和传统农民对于合作化的疑虑之中，得到对比鲜明的印象。在作品中，基层干部的许诺往往是将集体化当作一种手段，而对其可能形成的良好结果大肆渲染。具体说来，一是对集体劳动优势的美化，所谓“公众马，公众骑，订出的规则，大家遵守，都不会吃亏”xxx、“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xxx等等说法，就都属于这一类；二是对物质利益的允诺，区委书记朱明在丰收欢庆大会上关于人均年口粮的承诺，即为最好的例证；三是对未来美景的畅想，陈大春与盛淑君山里情话对于合作社未来生活景观的展望，当属这一类。与此同时，农民的生产观念与生活哲学，在作品中也得到了客观甚至正面的展示。小说叙述了不同农民各自的家史故事，并以他们的人生阅历为基础，来申述他们几乎共同的生产观念和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理由。陈先晋认为：“积古以来，作田都是各干各”xxx、“树大分叉，人大分家，亲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xxx、“龙多旱，人多乱”xxx。无独有偶，菊咬筋也认为：“办社是个软场合”xxx、“一娘生九子，九子连娘十条心”xxx。包括乡民们有关“山要毫无代价地归公”xxx、“将来玉个火夹子，织个烘笼子，都要找乡政府批条子，问社里要竹子，麻烦死了”xxx之类很快成为现实的担心，也在作品中得到了如实的艺术传达。很显然，这些种田“老作家”的观念和认知，并不完全出自于他们个人的自私自利品性，更多的是基于传统农耕文化的感受和对于人性的理解。而且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看法才更符合客观规律和中国“国情”。这种同时展现双方面合理性的审美效果，正是作者采用双重意蕴对比与映衬的叙事方式，客观而自然地达成的。
这种双重意蕴并置的审美建构，也使矛盾双方的局限性得到了更为充分而深刻、甚至往往是主观上意想不到的揭示。
小说从集体本位这一意识形态视角，通过描写亭面糊、陈先晋、菊咬筋等“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的形象，深刻揭示了小生产者私有观念的局限及其复杂表现形态。这是《山乡巨变》获得“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定位的主要依据，相关内涵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掘和阐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与此同时，作者也通过从生活与人情日常性角度的观察，对集体化体制的众多局限，比如组织上的“一言堂”、“一刀切”、“瞎指挥”和生产上的“大锅饭”、运动式生产状态等等，进行了敏锐而深刻的揭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退坡”干部谢庆元形象的塑造为例，来进一步分析与说明。
谢庆元这一人物形象主要是在“续编”有关合作社生产组织和领导的描述中，作为刘雨生形象的对立面来刻画的。作者将其定位为“退坡”干部，并且从个人品行和领导行为两方面展开了描写。从个人品行角度看，谢庆元存在“寒热病”、贪口腹、爱发牢骚等毛病，这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看，自然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但是，作者又遵循乡土民间生态话语的价值原则，客观地说明谢庆元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经常处于无米下锅的“绝对贫困”状态。这样，他的所谓“退坡”，就不是出现了比如追求“个人发家”之类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物质生活情势与个人性格“瑕疵”相结合形成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而已。而性格“瑕疵”，则是刘雨生、陈大春等其他基层干部身上也同样存在的。在领导行为方面，作品通过对“分油”和“分秧”事件的描写，详细地表现了谢庆元身上严重的本位主义倾向。尤其是“分秧”事件中他接受了秋丝瓜腊肉“贿赂”的细节描写，更将其上升到了领导行为夹杂着个人动机污点的层面。但与此同时，作者又从农业生产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经济行为的日常话语角度，不断强调谢庆元是一个连亭面糊、陈先晋等“老作家”都相当佩服的种田“里手”，倒是刘雨生对育秧其实不太“在行”、指挥不周，才导致了烂秧。于是“分秧”事件中刘雨生乃至整个组织的态度，就体现一种以政治道德的权威和优势压倒技术优势、甚至以个体品行的“瑕疵”来抹煞其全部辛劳和技术成果的意味。以此为基础，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谢庆元寻“短见”的事件。在谢庆元实际上已经化消极为积极、开始认真组织和领导生产的情况下，因为龚子元堂客造谣而导致“私生活”方面的误会，夫妻二人才大打出手，又因为龚子元暗害而出现了他家领养的耕牛受伤的事件，谢庆元才满怀委屈地感到：“工作压头，家庭搞不好，牛又在我手里出了问题”xxx，“人在世上一台戏，我如今也心灰意冷了”xxx，进而寻“短见”吃了水莽藤。所以，导致谢庆元公众形象损毁的关键事件，其实不在国家政治文化的范畴，而是由两个实属误会乃至冤屈的事件形成的个人生活挫折，属于个体命运偶然性所导致的悲剧。以此观之，谢庆元的人格状态与政治人生境界“全输”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通过这种种描述，作品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采用“曲笔”反思和批判极左政治生态的审美效果。而这种审美效果的形成，与作者对于日常生活话语和乡土文化伦理的价值认同，显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以说，正是《山乡巨变》的双重意蕴建构及由此生成的审美批判意味，使得学术界现有的一般性认知与评价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