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立波乡土小说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民人物语言的高度口语化和个性化。
周立波小说语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让农民说自己的话，他笔下的农民不再像沈从文笔下的农民那样说不出话，也不像路翎笔下的农民那样满口知识分子腔调，而是自信而自豪地说出自己略嫌质朴和土气的口语。这一情形的直接表现就是地方方言的大量出现，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只能说各自的地方方言，让农民说自己的话，就离不开丰富多样的地方方言。周立波的方言在许多作品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正是通过这些鲜活的生活口语，传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湖南益阳地方的老百姓生活。
口语化是人物语言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优秀的人物语言还必然是个性化的语言。周立波的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一高度，但在农民自主地表达自己习惯口语的过程中，还是自然地体现了个人的身份特点。其中的优秀者更不只在人物的语言中体现了人物的年龄、身份，而且充分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塑造出了有特色有个性的农民形象。比如《山乡巨变》塑造陈先晋、“亭面糊”、“菊咬筋”等几个性格有明显差异的老农民形象，就通过人物的语言体现了个性。陈先晋语言的简洁体现了他性格上的质朴厚道；“亭面糊”语言的风趣罗嗦体现了他性格的热情和欠稳重；“菊咬筋”的语言则往往话里有话，显示了他的富有心计，胸有城府。
二、叙述语言的高度生活化。
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分离，是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传统特征。比如《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人物一套话语系统，叙述者一套话语系统，叙述者很难进入人物的话语世界中去，而农民们也不企望与知识分子作对话。同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叙述者（或隐含叙述者）的身份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姿态也基本上都采用外在的俯视方式，叙述语言与农民语言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差距和文化裂痕。
周立波小说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变化。首先，尽管他小说的叙述者（或隐含叙述者）虽然大多保留着知识分子身份，但这些叙述者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俯视姿态，基本上采用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来写农民。一些作品更尝试以农民的第一人称或农民口吻来叙述。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叙述语言基本上脱离了知识分子化，变成了农民口语高度一致的简洁和朴素。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作品中基本上采用口语化的短句叙述，很少有书面化的长句，句子的结构简单，与口语相差不大。这种叙述语言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乡村生活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因为中国乡村的生活简单质朴，变化少，农民的语言也基本上实指多，虚拟的少。运用农民式的口语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使叙述对象和叙述者达成了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叙述语言在摆脱了欧化的长句后，更为质朴流畅，富于生活气息。
比如《山乡巨变》中对刘雨生和盛佳秀两人关系的叙述：
他们两个人其实早就很熟识。从解放的前几年以起，刘雨生一年要到李家做好多零工。他总是黑雾天光就来了，工又散得晚，李盛氏和她的男人都喜欢他，说他勤快、诚实，做事又俐落。村里人称他老刘，或是雨生子，或是雨胡子，盛佳秀的男人叫他雨生哥。她也习惯地这样叫他。
完全是将农民的口语融合在叙述者的语言当中，既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郁，符合乡村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三、农民口语与其他语言一定程度的融合。
周立波乡土小说语言虽然总体上质朴简单，与乡村生活形成着对应，但是，作家们的语言并不是对农民语言的简单模仿，而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整合作用，对农民语言进行了很好的加工、锤炼。其中的优秀作品更是在借鉴农民语言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翻译文和文言文的因素，实现了多种语言内涵的融合，取得了很好的语言美学效果。
还是以《山乡巨变》为例。作品在运用农民口语基础上，吸收了翻译文体的优点，又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语言的含蓄韵味，其对乡村的描述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又富有文言文的美感，融合了现代语言的气息：
雨落着。盛家吃过了早饭，但还没有看见一个人把孩子送来。盛妈坐在堂屋满边打鞋底。亭面糊靠在阶砌的一把竹椅上，抽旱烟袋。远远望去，塅里一片灰蒙蒙；远的山被雨雾遮掩，变得朦胧了，只有二三处白雾稀薄的地方，出了些微的青黛。近的山，在大雨里，显出青翠欲滴的可爱的清新。家家屋顶上，一缕一缕灰白的炊烟，在风里飘展，在雨里闪耀。
雨不停地落着。屋面前的芭蕉叶子上，枇杷书页上，丝茅上，藤蔓上和野草上，都发出淅淅沥沥的雨声。雨点打在耙平的田里，水面漾出无数密密麻麻的闪亮的小小的圆涡。篱笆围着的菜土饱浸着水分，有些发黑了。葱的圆筒叶子上，排菜的剪纸似的大叶上，冬苋菜的微圆叶子上，以及白菜残株上，都缀满了晶莹闪动的水珠。
……
隆隆的雷声从远而近，由隐而大。一派急闪才过去，挨屋炸起一声落地雷，把亭面糊震得微微一惊，随即自言自语似地说：
“这一下不晓得打到么子了。看这雨落得！今天怕都不能出工了。”他吧着烟袋，悠悠地望着外边。 ——《山乡巨变·续篇》“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