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现实主义创作特点

《曾五喜》吸取了周立波小说创作的一些表现手法。此文重点写了“插早稻”、“办社”、“团结副社长”、“做落后群众工作”、“过‘娘子关’”、“堵管”等几件事。“堵管”主要采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其余的几件事都是广泛地运用了人物的对话来展开矛盾及矛盾解决的过程，揭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如曾五喜在面对“保守的人们”的进攻时，最初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含糊地回答“还不一定”。这样的对话，极其简炼，也极其传神。曾五喜扩社时，刹那间的犹豫，动摇和迷惘，极其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同样，《曾五喜》中的语言，无论是叙述人的语言，还是人物对话，都鲜明地体现了周立波的创作个性，如同他笔下的人物：质朴、本真，充满浓厚的益阳地方乡土特色。

新闻通讯毕竟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对“曾五喜”与“刘雨生”不同的处理方式，便体现了作家文学典型塑造的特点。

小说与新闻通讯中的人物在作品结构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从曾五喜到刘雨生体现了作家小说结构的独具匠心。《曾五喜》采用是倒叙的手法。结构简单，线索单一。主要描写曾五喜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时的工作经历。这是新闻的特点所决定的。《山乡巨变》采取的是纵式的结构方式，按合作法进程中所出现的风波与矛盾的解决过程来依次展开故事，刘雨生特殊的身份与位置，使他承担了下部众多线索的牵线人的角色，。他上联李月辉、朱书记及县委、县政府，及时反映当时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部署和安排，体现党的意图和声音；下联三条线：一条与他一起同甘共苦，共创大业的陈大春、盛淑君等农村进步青年，一条是亭面胡等有思想局限的老农，再一条是秋丝瓜等个别还不觉悟的群众。在生产与入社这两项水乳交融的工作中，通过刘雨生把这些人和故事巧妙地串在了一起。而刘雨生也处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得以充分展示他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特点。

多种创作手段的运用，讲求细节的真实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富有感染力。在对待“堵管”这个事件的描述上，《曾五喜》廖廖几笔，用白描的手法，简洁地进行了勾勒和叙述。而在《山乡巨变》中，作者却不惜浓墨重彩，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最初，用“禾苗长得翡青青---”为即将到来的洪水作反衬；又用景物描写，多次渲染了洪水的猛烈和灾情的紧急；还有亭面胡的劝告等，都为刘雨生的出场进行了有力地铺垫和烘托。对刘雨生英雄壮举的描写，则是通过他简洁的语言，果敢的动作来实现的。“‘下去塞管子。’刘雨生一边回答，一边夹一捆草，跳进田里。——刘雨生只得爬上岸来，脱下棉袄，带一个草捆，就往溪里跳。——刘雨生没有听这警告，扑通一声，扑下水去了，腋下夹着一捆草。”在不长的篇幅里，刘雨生“堵管”的故事写得波澜起伏。即将丰收的喜悦，遭遇骤然而至的洪水；刘雨生扑下水去堵管成功，但本人又被洪水冲走不知下落；刘雨生被营救上岸，却又生死不明，最终获得解救。读者在周立波所创作的动人故事中，随人物的命运而喜忧起伏。

1955年国庆后，益阳市七公庙小学（现益阳市胜利小学）的十多名学生，有幸在桃花仓竹山湾周立波同志的家中听周立波同志讲了一堂课。结合当时的小学教材和自己的创作实际，周立波为学生们讲了三个问题：怎样写新闻报道、怎样写记叙文、怎样写小说。他结合自己当时收入小学课本的《毛泽东同志的故居》一文，跟那些小学生们说道：记叙文就像讲故事一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包括风景、遇到的事情、个人的感慨都可以写出来。写新闻一定要真实，要有时效性。小说也是写故事，写你身边的人和事及你听到的故事，然后进行描写和加工，人物可以塑造，但描写得要生动活泼和有个性。作为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和一位伟大的作家，周立波的新闻作品和小说创作也体现了他不同的创作特点。因此，“刘雨生”既有“曾五喜”的身影，又不等同于“曾五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