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设置：三分法

影片的人物谱系基本按照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三种类别来进行人物配置。相对于略显概念化和扁平化的正面人物代表肖主任、反面人物代表韩老六来说，赵玉林、老田头和老孙头的刻画是最出彩的。这三人都来自于底层农民，有家庭背景，也有人性身上常有的弱点。他们的形象并非高大全，但因为源于群众生活，带有民间话语特性，从而让观众更能感同身受。这也是周立波小说中人物刻画的一大特色。

赵玉林是一个成长中的英雄人物。从肖主任出现开始，他就带有明显的支持倾向。但是影片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作为一个概念人物来处理。赵玉林作为英雄的成长史是一段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进程。一开始赵玉林对于投靠肖主任是抱有怀疑心理的。当肖主任拒绝赴宴，和韩老六划清界限的时候，他才吃了定心丸。作为首个拥护者，赵玉林配合工作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第一次揭发韩老六的批斗会上，赵玉林仍然抱着狭隘的复仇心理痛诉苦难史。当赵玉林入党以后，他开始教育妻子要有集体主义素养，不要光想着自己分财物。最终在击毙土匪头子韩老七的过程中，赵玉林以英勇牺牲的方式完成了英雄的华丽转身。从主观上要求进步——个人复仇的自私心理导致受挫——在启蒙者的教育下入党——英雄仪式化：牺牲一系列的情节设置，是赵玉林的人物塑造轨迹，也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中普通人转化为英雄的惯用手法。比如《董存瑞》《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等等都是如此。

老田头是一个中间人物，也是一个转变性的人物。面对恶势力，他有懦弱的一面；但是在关键时刻，老田头绝不接受地主阶级的收买。他秉承良心做事，是一个固守传统道德伦理和民间文化的守成者。但是在表现老田头转变的关键瞬间，导演突出了镜头的表现功能。当老田头窝藏韩老六一事揭发时，为了避免说教的倾向，导演故意省略了肖主任对老田头的说教段落。而下一幕接人民群众送军的场景。肖主任的同事带来了前线捷报频传的消息。老田头受到极大的震动。导演利用一个由远及近的推镜头，重点强调了这一内心化的转变过程。导演在小说描绘人物的基础上，发挥影像的优势强化了这一角色的内心发展进程。

老孙头是原小说中非常具有亲和力和喜剧性的人物。电影汲取了这一优势，保留了老孙头的鲜明个性，为影片增添了许多生活气息和喜剧性。从开场老孙头赶大车拉开序幕，老孙头便作为一个民间文化的智者形象，活跃在观众眼前。与赵玉林、老孙头相比，老孙头并非没有那么厚重的积怨，而是以一种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化解了生活中的痛苦。他自嘲自己无后，称“老伴58结了个老倭瓜”；他参加批斗大会，乐意和大家分享“黑瞎子掰玉米”的笑话。正是这样一个长期在土地和生活中积累了生存经验的人，才会活得异常地坚韧和洒脱。而老孙头的刻画完全偏向于民间话语的配置和安排，他所出现的空间都是纯粹的生活场景，和政治关联不大。这样纯民间性的普通老百姓的代表才是最有鲜活力的。直到新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比如余华《活着》中的福贵。

另外，在影片中还活跃着一群女性形象。虽然这是一部主打男人戏的影片，女性作为配角对男性只能起到一种陪衬功能，但是在传统观念主导下，女性常常处于政治觉悟差、个性上自私落后的一方。导演着重从性别意识上描绘女性的生活个性，常常形成一种喜剧效果，对核心事件的正剧氛围起到一种协调和平衡。比如对韩老六的两个老婆吝啬、自私、撒泼的描写处处妙趣横生。而老白的老婆“吃醋”给工作队的土改运动安排了个小插曲。赵玉林的老婆很贤惠，但带有小农经济的自私性。赵玉林入党兴奋之余，教育妻子在利益面前，多想想别人，像肖主任那样。

这样影片在内在人物刻画上，形成了党启蒙教育人民，男人主导教育女人的局面；从艺术层面而言，影片突出了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典型性，中间人物的立体化，同时从民间立场的角度出发，又兼顾了民间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孙头和一批女性形象的轻喜剧刻画。从而使影片形成一幅建国初期整个农村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