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立波乡土小说语言的特色，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他的早期创作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语言自然也带有较强的知识分子气息。只有在进入40年代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周立波才有意识地转换自己的创作题材，并开始自觉地学习农民的语言，尝试与农民的语言相接近。

在周立波的语言探索中也有过曲折和困难，正如周立波的自我批评：“在延安的乡下，我也住过一个多月，但是我是在那里写我过去的东西，不接近农民，不注意环境。……因此回到学校来，有人要我写乡下的时候，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xxx他最初写农民的作品并不成功，其人物语言也依然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气。这是学者对他的《牛》的批评：“他揣着满脑袋苏俄小说的词句来到这里，遇到的却是最‘本土’的中国西部农民生活；……俄式或欧化的文句，倘用于表现大城市的中国知识分子或现代产业工人，虽亦不甚合体，然终有一二相通处，但用到黄土高原上，则反差太大，风马牛不相及。”xxx同样，几年后，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运用东北方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明显存在着为人物没语言的缺点，未能达到自然和谐的高度。只有在他在建国后回到家乡益阳，以自己熟悉的家乡话写家乡人的时候，才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进入到更高的语言境界。周立波小说语言艺术最成功的作品，是《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50年代创作。

在这一过程中，周立波对语言艺术作出了巨大努力。他非常重视语言艺术，在创作谈中多次谈过语言的重要性，在创作过程中，也非常看重对语言的提炼和修改。《山乡巨变》中的许多语言都是经过他的反复斟酌才确定下来的。xxx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他才会将《暴风骤雨》的语言放在重要位置，也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初到东北的城市听到一些人说协和语，以为伪满统治十四年把东北人民的语言也给破坏了。一到乡下，就知道东北语言还是由农民完整的保存着，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的气派和泥土的气息。《暴风骤雨》是想用农民语言来写的，这在我是一种尝试”xxx，作为一个南方外省人，去用东北方言写东北生活，并且达到可以乱真的地步，作者所付出的努力是可以想象的。即使是在周立波回家乡后，尽管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用的是自己习惯说的家乡方言，他依然不放弃对语言的搜集。可以说，他的整个创作生涯都伴随着对农民语言的学习，都与农民语言有深厚的渊源：“我喜欢农民的语言。在乡下工作时，曾经记录一些农民生动的语言，在读书看报时，也很留心别人怎样运用农民的口语。我以为农民的语言比知识分子的语言生动得多了。……学会运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必能改革我的文体。”xxx 这一点，在他的亲属晚辈的故事叙述中体现得更为详细和具体——即使是到了晚年，被迫离开了小说创作，他也依然关注农民鲜活的语言，将这些语言与自己的小说创作事业联系起来。xxx可以说，正是这种对语言的深刻自觉和努力追求，才造就了周立波乡土小说语言上的成功。